互联网时代粉丝的网络行动主义分析

王璐璐

【摘要】随着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多样化的网民群体通过网络动员社会资源，引发舆论发酵。社会民生议题、社会事件等内容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快速传播。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粉丝;网络行动主义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23.052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相应的粉丝群体有组织的将与明星有关的内容推入到公众视野以及加舆论造势。网络控评、刷屏行动等粉丝群体的网络行为营造了社会的负面印象。这些行动背后是新的社会力量通过网络的呈现，本文结合粉丝群体行为与网络行动主义，简要分析相关现象与影响。

卡斯特（2000）在对网络社会的描述中认为，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如今的社会运动和行动主义是如何通过数字社会网络来促进的上面。因为这些新形式的网络，通过形成新的公共空间，新的空间里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现实社会的权力秩序，从而对既有权力的运作构成了重大挑战。杨国斌（2014）指出中国社会中“由草根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社区组成的新兴公民社会的存在”、“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网民的创造力”是中国网络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中国不断发展的网络环境为不同的网络群体提供了争取利益的便利，为表达想法的网络行动提供了支持。粉丝群体的组成年龄小，网络行动的发酵社会影响力大，且其网络行动具有一定负面形象的刻板印象。对粉丝群体的网络行为的研究，有利于理解网络平台的动员潜力，社会网络自下而上的新生力量与社会现行运作模式之间的互动情况。

1. 网络行动主义与社会影响

广义上的网络行动主义指的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对有争议的活动提出主张与诉求的行为，传统的网络行动主义最常见的形式是“在线请愿”，“运营抗议网站”，甚至是以“黑客”的方式对一些网站进行攻击（杨国斌，2014）。这些形式是激烈的，具有攻击性的，甚至在一些网上行动会伴有街头示威活动。除此之外，也存在着社会少数群体发声的网络行动。例如以带标签话题#Me too、#Black Lives Matter等的网络行动，部分公众人物以及网友会带标签发布帖子从而增加舆论讨论以及呼吁社会公正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

国外的网络行动主义具有较明显的运动化导向。我国的网络行动主义中，网民们在网络中更多的是建立起事件本身的讨论，建立新闻性的话题讨论标签，从而发挥网络的社会监督作用。

虽然有学者从行动主义推动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指出行动主义中的表达很难有任何实质影响（Gladwell，2019）。但网络行动主义所表达出来的新的网络文化也在改变人们的观念，行为模式。网络行动也引起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如何对此现象及时的回应与处理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随着网络不断的嵌入到社会以及个体的生活当中，网络所衍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等网络空间不仅是个人印象管理的窗口，也是社会文化输出，商业产品推广，以及公众提出政治诉求甚至与政府之间互动的重要平台。因此，公众通过网络发起的网络行动主义的范围也应是不断拓宽的，其内涵与外延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以及网络嵌入社会当中的程度来不断进行更新加入更多的议题的。

2. 粉丝群体的网络行动主义

2.1 粉丝网络行为的自觉、高效组织性

通过社会媒体相互连接的虚拟社区和个人网络正在授权个人和集体向社会和当局施加壓力，新的媒体动态已经在中国重新激活了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Tai，2015）。社交媒体的用户不再是传统的主流媒体的接受者，而是具有创造性、有影响力的在线行为者。粉丝作为具有主动性的生产者，形成行动力极强的网络社群。明星并不是粉丝群体的组织者，粉丝自身的动员能力与结构是粉丝社群或者饭圈形成的重要因素。粉丝群体内部会自发的分工合作，通过微博超话等网络组织形式对如何帮助自己喜欢的明星与偶像进行讨论，并发布任务通知。例如，粉丝会主动的P图、在机场接机拍照等。随着粉丝群体应用范围的扩大，从明星到“阿中哥哥”，粉丝群体的网络行动力也具有政治潜力，在社会系统当中发挥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粉丝群体的自觉性以及高效性是其网络行动的特点，这些特点推动与粉丝群体和明星相关议题的讨论频繁出现在网络媒体当中，不同于一些网络募捐的集体行动、网络边缘群体利益争取的网络社会运动，粉丝的网络行动拥有一定的粉丝基数能够长期的开展，并且高效自觉的行动力不是“信息茧房”的状态，而是会结合不同的社会热点与议题随时会衍生出全民讨论的热点，并进入大众视野。

2.2 粉丝网络行动的怪象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交流的自由性质能够为激进的集体行动提供可行性场所。在粉丝追星与娱乐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出现极端以及非理性行动现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偶像的商业价值通常体现在浏览量与带货量，也就是说其知名度能多大程度上取决社会上的关注。明星是具有极大导向的意见领袖，而他们作为意见领袖有时候并不总是以言论来推动追随者的行动或追崇。他们在社交平台中的自拍，发布的歌曲和影视作品都会使粉丝自发的对其进行支持与掀起网络平台大范围的讨论。由此，粉丝群体对偶像或明星的极度支持在网络中逐渐出现“粉丝控评”等形式的行为。

与广义的网络行动主义相比，粉丝的行动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与其寻求社会公正与大众关注是建立在追求偶像的权利之上的。因此，产生的一系列网络行为可能会出现极端的行动后果。

粉丝群体基于网络控评等方式的网络行为的频发，虽然引起社会的批判，但也可以见得粉丝群体组织网络行动的巨大潛力。这一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新生力量，应挖掘其行动的潜力，引导与主流文化接轨，推动网络社会正向运转以及网络行为体之间的正向互动。

2.3 粉丝行动与多元社会议题的结合

网络媒体可以概念化为一个公共空间，中国网民在其中行使“媒体公民权”。从社交媒体带给网民以及粉丝群体自我创造网络内容的角度上看，粉丝群体以明星为中介，参与到明星涉及的社会不同领域议题的讨论当中。粉丝与饭圈作为明星与公众人物的追随者，明星的相关言论以及行为动态在粉丝群体里能快速被获取与传播。明星的高社会关注度常常也会成为引发舆论的突破口，促进社会更大范围的讨论。例如张艺兴将自己的微博头像换成了宣传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图片表达自己的爱国立场，这一行为迅速引起了粉丝群体的注意，许多粉丝纷纷跟风换成了张艺兴的同款头像并就此行为发布相关微博，随着对张艺兴这一行为讨论度的增加形成了微博热搜词条。在今年的经济受到影响下，明星的粉丝后援会也作为团体进行募资捐款捐物，他们通过微博、社群集结粉丝力量，例如王一博的粉丝在3天内筹集120余万元。

当明星参与到环保、公益事业等事业当中，发起对女性主义或边缘群体权利的讨论时，粉丝也快速加入到相关内容的产出当中。他们在快速引起社会关注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对社会不同议题讨论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宽能力上有限。Kevin等人认为大型的网络行动创造了极大地“幻觉”，但并未实际的推动事情的发展进度，互联网带来了支持和抗议扩散的快速增长，同时支持和抗议中的承诺会更快的下降。通过粉丝群体制造数据而形成的社会热点议题的实质是追星的应援行为。粉丝应援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但真正的不同社会议题的思考能力以及如何改变现状的能力并未进步。

3. 结语

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参与活动的大规模、协调的数字网络的发展，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体的应用人际关系建立与维持的方式。对于这种改变，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是一条数字不平等道路，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严格性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有限的在网络中发言的机会与行动力。但网络社会的特点是全球性的，给人们交流带来的空间与社会资源调动形式的改变是一定的。粉丝的网络行动具有两面性，粉丝可以主动自发的集中力量，对于粉丝控评、抹黑他人等的行为，官媒发布时评时进行了一定的引导。在粉丝们保护“阿中哥哥”的网络行动中，主流媒体在微博中与他们进行了互动与点评，使大众对饭圈的认识以及为主流文化如何与年轻粉丝群体互动创造了新的模式。

我们在对新时代的饭圈文化，新青年一代追星行为所涉及的个体，社会网络互动等的深入理解外，更要意识到粉丝的网络行为是一个强劲的网络力量，这股力量能够广泛的触及不同的社会议题，并推动社会进行文化与行动力的革新。我们要思考网络的公开与透明性给我们的社会结构社会权力的运作所带来的新的改变是什么，网络行动带来的舆论力量为政府机构、社会企业以及每一个个体提供了怎样的工具与机会。粉丝群体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为何会具有高效与自觉的网络集体行为，而如何引导粉丝群体在网络中产生的新文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接轨也是需要不断深入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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