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与欢中的精神救赎

刘长辉

摘要：饱受战乱又痛失爱妻的端木蕻良于1942年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桂林，写下短篇小说《早春》。本文通过《早春》关注端木蕻良在桂林抗战时期悲与欢的两面性，以找寻他是如何进行自我精神救赎的。

关键词：端木蕻良 《早春》 悲与欢 精神救赎

1941年初，受战乱的影响，端木蕻良与妻子萧红从重庆辗转来到局势相对稳定的香港。但好景不长，患有肺病的萧红病情恶化，即便端木蕻良悉心照料，萧红最终还是病逝了。1942年初，端木蕻良独自一人离开伤心之地香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桂林。

端木蕻良在孤独中悼念亡妻的同时，也受到了外界对他的指责与谩骂。在文坛上与他一同从属于“东北作家群”的骆宾基、孙陵等人公开对端木蕻良进行攻击，“甚至还有把萧红早逝不幸的原因，归拢到端木蕻良身上。骆宾基干脆公开宣称：‘萧红就是给他（指端木蕻良）气死的’，扬言‘非揍他不可’”[1]。面对排山倒海的流言与谩骂，内向的端木蕻良选择了沉默，他在桂林城独自居住，以缓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端木蕻良找到了一所据说会“闹鬼”的住房，并且在自己的门上、走廊上贴满了“谢绝来宾”的纸条，极少与外界来往，他将自己彻底地关在房子里，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在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创作颇丰，其中姊妹篇《初吻》与《早春》这两部短篇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初吻》是在1942年7月份创作完成的，《早春》则是在同年9月份完成的，彼时距离他来到桂林已有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