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心理应急问题干预的研究述评

张晓坤

摘要：本研究围绕身心发展并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群体，关注疫情的恐慌氛围和高度封闭环境下可能带来的强烈情绪焦虑、死亡凸显和自我不确定感，风险认知升高，及盲目从众行为，甚至伴随抗拒、敌意、攻击行为或者自伤、自残、自杀等。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挖掘更具影响力的应激源，探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表现规律，有助于高校更加透彻认识突发事件下大学生心理应激状态，进而整合现有资源促成科学合理、运行高效、贴合需求的突发事件的心理干预模式的构建，为日后类似突发事件提供重要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应急问题心理干预

（1）国外相关研究

G·Caplan首次提出了“心理危机（mental crisis）”的概念，并对其开展了系统性研究。他认为一个人在面对问题时，如果其自身拥有的问题处理方式及支持系统难以满足当前问题的要求，则会出现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失衡状态称为心理危机。其中境遇性危机，即突发性事件对人们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的伤害巨大，导致社会出现认知偏差、恐慌情绪迅速传播、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反社会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远远高于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损失。突发事件后常会出现6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卫生问题：1）特定精神障碍;2）非特定的悲伤反应;3）其他健康相关问题;4）长期慢性的生计相关问题;5）资源丧失;6）青少年特定问题。其中，特定精神障碍是国内外研究最为集中的一个领域，主要包括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症以及自杀等。

针对整个社会面临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发达国家早期就建立了危机干预理论和危机管理系统，他们在处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类突发事件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干预模式和应对技术。常见的主要有：Belkin等的平衡模式、認知模式和心理社会转变模式;North等提出的教育、支持和训练的社会资源工程模式（CREST）;美国红十字会危机干预模式（ARC）;Rober的评定-干预-治疗模式（ACT）;精神卫生机构与执法机构合作采用的危机小组干预模式（CIT）以及针对特殊人群应用的特异性模式（伍新春等，2010;李建明，晏丽娟，2011）等。具体技术有针对于救援工作者的紧急事件晤谈（CISD），普适性的认知行为治疗（CBT）、眼动脱敏技术（EMDR）、支持性策略、精神动力治疗等（赵国秋等，2009）。这些技术也同时融合了倾听、理解、接纳、宣泄、共情、鼓励等一般性心理治疗技术和不同理论派别所提出的哀伤辅导、创伤治疗、放松训练等特殊技术。

心理危机评估是贯穿整个心理干预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整个干预过程是否会取得成效。突发事件后要进行公众心理应激的评估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关注可能发生慢性心理创伤的人群，如PTSD等，尤其是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因此心理危机评估重点在于是否能够及时发现PTSD潜在人群。PTSD是突发公共事件后较为常见、病程较长且易引起多方面问题的心理疾病，对受灾公众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增加社会负荷，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ASD访谈工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ASD，但并不能够准确预测PTSD发生的问题（Cardeña等，2002）。目前缺乏有效筛选PTSD潜在人群的心理评估工具。因此，需要引入更多的心理特征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提升识别效率。心理应激反应在应激源作用下，个体通过认知（如自责、幻想）、应对（如正视、回避、解决问题）、社会支持（如求助、倾诉、隔离）和个性特征（如内向性、神经质、精神质等）等影响或中介的过程变量，最终以心理或者生理的不良反应表现出来的“结果”（CheungChung等，2005）。根据前述的研究成果，突发事件后的应激状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影响下应激状况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关研究确实显示PTSD发病与人格特质相关。NEO人格问卷对70名烧伤病人进行测量，发现神经质和内倾性可以预测一年后病人PTSD患病情况（Fauerbach等，2000）。结合使用大五人格问卷对PTSD症状进行分析，发现情绪稳定性是最突出的影响因素（Ateka等，2016）。相对于正常组，应激问题患者对负性事件采用内在、整体和稳定性归因，对正性事件采用外在、不稳定和具体性归因（Mccormick，1989）。应对方式是在面对内外环境的不同需求时，人们所采取的方法或策略。多项研究显示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应激反应性质和强度有显著影响。逃避的应对方式与PTSD症状及抑郁症状呈显著的正向关（Oflaz等，2008）。个体在受到应激刺激后如果能采取适当的、成熟的应对方式，可以部分避免PTSD发生（Koob，1999）。North等也提示早期的应对策略失能可以预测3年后的PTSD发病率（North等，2001）。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对个体PTSD的患病情况有较强的预测作用，高度社会支持对个体具有长久的保护效果（Ozer等，2003）。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的缺乏对于个体的PTSD症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Venke等，2007）。可见社会支持对个体有减轻应激反应、保护身心健康的作用，且是最容易通过社会活动可以进行调节的因素。

（2）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灾难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对群体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成功的心理危机干预的报告较少，尚缺乏成熟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和应对系统。目前，针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主要采取开设心理门诊、热线咨询电话、电台讲座等方式进行。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研究人员对SARS患者、疑似人员、密切接触者及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焦虑水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分析，对SARS期间人群的恐慌和大学生的焦虑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描述（金宁宁，2005）。同时，一些心理教育与援助机构通过热线电话、心理咨询等方式对焦虑者个体进行了心理辅导（高文斌和陈祉妍，2003）。但都未对某一群体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群体心理干预，也未对心理干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比较。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众对突发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迫切需要才真正促进了此领域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有学者结合汶川地震后心理干预的主要特点和实证研究，对灾区心理干预的团队工作形式和心理救援工作等给予的建议很有实践意义（赵冬梅等，2006;张琴和郭琼，2009）。随后多项研究也从各个方面证实了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陈俊将影响PTSD的心理预测因素主要总结为：焦虑敏感、归因方式、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和对社会支持的领悟（陈俊，2009）。王淮海等通过对“7.29”矿难幸存者心理状态调查发现，PTSD组EPQ人格特性为内向、神经质，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王怀海等，2009）。辛玖岭等研究发现公共社会支持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辛玖玲等，2009）。近年来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也是一种有力的预测源（陈露露等，2012）。

（3）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应激源方面，已有研究缺少防控和管制措施下的大样本研究群体，不能全面考察此类应激源对个体认知、情绪及行为反应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疫情本身、学习工作节奏打乱、生活不便和社会支持功能受损展开论证。由于疫情背景下的“隔离”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国内外尚未进行深入研究调查。隔离造成社会交往的部分剥夺和社会支持的削弱，外界沟通受限或者缺乏家人朋友的社会支持，缓冲焦虑恐慌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其次，在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大部分从公共管理学的宏观角度探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机制，而在临床心理视角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心理危机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将应激源与影响因素综合起来探究对应激状态影响的研究更少。

最后，在潜在人群筛查方面，仅凭心理评估的方式难以甄别出心理危机易感和高危的潜在人群，也忽视了个体的自然康复力。目前此类研究还较零散，尚停留在文献总结和经验假设阶段，需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升潜在人群和自然康复人群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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