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莎士比亚批评

邓鹏飞

摘要：卢卡奇的莎士比亚批评发展，从认为莎剧表现孤立个体之冲突，到认为莎剧是社会冲突的缩影，以人类的冲突碰撞再现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冲突，再到以“特殊性”来评价莎剧的伟大。

关键词：卢卡奇;莎士比亚批评;社会冲突;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的莎士比亚批评，是从前马克思主义方法演进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文循此线索，企图描绘出卢卡奇莎士比亚评论的主要成就。

一

在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卢卡奇评论莎士比亚的成就主要是《莎士比亚与现代戏剧》一文和在《现代戏剧发展史》（A modern dráma fejlődésének története，1911）两卷中论及莎士比亚的部分。前者是卢卡奇1909年1月31日在匈牙利莎士比亚协会的演讲，1911单独发表，后又将主要内容纳入《现代戏剧发展史》。。在这一阶段，卢卡奇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本质与社会矛盾无关，只是孤立的个体之冲突，没有社会历史的含义。

卢卡奇认为，文艺复兴戏剧所搬演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非“新”“旧”之争或阶级斗争，也不是代际冲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尔王子在父王亨利四世病重昏迷时试戴王冠，但他们并不属于不同世界，也没有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冲突。再如，《理查三世》中亨利七世的胜利与登基，“不是新的战胜了旧的，而是崇高的英雄战胜了不朽的恶棍（理查三世）”。[1]74卢卡奇断论，莎剧表现的是孤立的个人，“人，真正的人，属于同一阶级……因而阶级在结构这些戏剧的行动和人物上没有决定性作用。”[2]256莎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属于贵族阶级，戏剧冲突是由主人公的個人堕落造成。戏剧主人公或如理查三世一样站在自然法的对立面，或如麦克白一般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驱使，和普遍接受的道德秩序对立。显然，这是个人主义的戏剧，道德体系的差异是戏剧冲突的原因。至于阶级成为戏剧冲突的决定因素，在卢卡奇看来，是莱辛之后的现代戏剧的事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质是以一系列强有力的宏大场景描绘了悲剧人物的悲剧情感。[1]76

卢卡奇将莎士比亚戏剧与现代戏剧区分开来，他赞同十九世纪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的主张：现代剧作家表现抽象观念之间的冲突，而莎士比亚表现的是特定个人之间的冲突。[1]74-76黑格尔曾批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仅仅表明麦克白谋杀国王篡位不仅是出于个人动机，而非基于一个世袭权利的抽象原则。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反，卢卡奇认为莎士比亚对抽象原则不感兴趣，他把人物以外的一切都仅仅看作是戏剧行动的背景。[1]75现代戏剧却把人物置于思想冲突的再现之下。新戏剧应将这两种类型的戏剧辩证统一起来，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都是具体元素和抽象元素混合的结果，……无论哪一方都不能主宰全部”。[1]78

二

完成马克思主义大转变后，卢卡奇的莎士比亚评论是和对马克思主义审美反映论的坚持同步的。他认为文艺必须再现客观现实，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实由社会历史的过程、变迁和冲突组成，戏剧尤其适合表现冲突，冲突是戏剧最基本的感人力量所在。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在历史的悲剧阶段，在革命时期或者走向革命的时期，冲突变得特别明显，它们理应在戏剧中得到描绘。因而他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认为戏剧冲突由社会历史的冲突预先决定，为社会历史巨变冲突的缩影：希腊戏剧的本质源自正在朽坏的母权制和新兴的父权制秩序的对抗，类似地，英国文艺复兴戏剧表现封建主义和新生资本主义的冲突。他也充分意识到，这种对应关系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易被发现。

卢卡奇追随恩格斯，把莎士比亚视为现实主义文学典范，是最好的历史剧作家。莎士比亚出色地塑造了典型人物再现社会冲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明确指出，古典戏剧和文艺复兴戏剧在家庭冲突中反映出巨大的社会变迁：“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以他们对家庭的描述，向我们深刻地、正确地展现了他们时代的社会变革情况，而现在我们只有靠历史唯物主义的帮助，才能在理论上正确地判断这些艺术见解。”[3]262他在《历史小说》（1937）中说，“戏剧的核心主题是不同社会势力的极端尖锐的冲突”。[4]97每个伟大的戏剧时期都是如此，莎士比亚生活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代也是如此：“世界历史的冲突，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诞生的阵痛，为戏剧的复兴提供了主题和形式的先决条件。” [4]97莎士比亚和同时代的重要剧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伟大转折时期的最主要矛盾，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卢卡奇依赖黑格尔式的史诗表现“对象的总体性”和戏剧表现“运动的总体性”的区分，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最清楚地揭示了一系列导致封建制度必须瓦解的内在矛盾”，[4]153这是莎士比亚伟大悲剧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重点。

卢卡奇也强调不能机械地把戏剧时期与革命性变革时期简单对等，因为艺术再现“旨在人类的本质，具体冲突绝不是要直接地揭示它背后的转变。转变形成冲突的普遍基础，但这个基础和具体形式的冲突之间的关系可能非常复杂，有许多中介阶段。”他又加上，“莎士比亚最成熟和最杰出戏剧中的历史主义就是以这种方式显现自我的。社会发展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激化到悲剧冲突的地步，是生活的普遍事实”。 [4] 99莎士比亚对封建制度瓦解时代的重大冲突有着深刻的见解，但他对封建主义衰落的原因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这种衰落产生的人类碰撞，以及封建没落的代表和新人文主义者这样强有力的历史类型。卢卡奇认为，戏剧是描绘这种冲突碰撞和历史类型的恰当艺术手段。

尽管卢卡奇强调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与冲突融合，但他也指出莎士比亚从来不把这个过程简单化为新旧之间的机械联系，“他看到上升的新世界的人文主义者走向胜利，同时也看到它导致一个在许多方面更加道德和更加人道、与人民利益联系更加密切的家长制社会的崩溃。莎士比亚既看到了人文主义的胜利，同时也看到前进中的新世界将会是金钱统治的世界，是大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世界，是个人主义肆虐和贪婪无情的世界。”[4] 153卢卡奇强调，莎士比亚总是突出冲突，从而“把戏剧主人公提升到新的高度，向他揭示出之前从未察觉出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揭示促生了戏剧令人兴奋和令人激动的品质。”[4]122这显然是“卡塔西斯”效果的最基本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并不认为戏剧只能表现伟大的历史冲突，许多戏剧性冲突，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记录，但比一众著名历史事件更有历史意义：“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戏剧中可能显得完全空洞和虚幻，而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可以唤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垮台或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印象。想一想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或李尔王的伟大悲剧，就足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能唤起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印象。”[4]118正因为此，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创作出已知世界文学中“最伟大、最感人的悲剧，再现了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家庭的解体。”[ 4]93

总结起来，卢卡奇认为，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成就是把最普遍的人及其道德品质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最深刻冲突连接起来。在卢卡奇的批评方法中，自我确认了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格，或人的本质，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个性的自然（基因的、心理等等）因素决定被降低为背景。

三

晚期，卢卡奇在《审美特性》把“特殊性”（species character）的建构和莎士比亚评论结合起来，以典型论和莎士比亚戏剧互证。

“特殊性”就是“个别性不仅带有意义，而且充满意义; 普遍性不再是个别性的一种先验希冀的目标，而是贯穿于它的各端，寓居于它的所有原子中，即由普遍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单纯直接统一中形成实际的、有机的、新范畴统一体”。[5]343 “特殊性”就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必然媒介”，这个范畴无疑有力地构成了卢卡奇现实主义典型论的哲学支撑。卢卡奇指出，戏剧的主人公具有特殊性，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利用教训，具有真正的能力去普遍化：“但最基本的是，普遍性从不允许超脱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境，它必须在各方面成为这个情境中这个人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概括。”[4] 116在卢卡奇看来，这个“特殊性”的命题在《哈姆莱特》、《李尔王》和《奥赛罗》等戏剧中得到了雄辩的证明。

文艺作品中人的总体深度是通过典型人物在典型行动和情境中达到的，这些人物在不失去他们个性情况下，本身就包含了他们时代和环境中所有相关社会过程的丰富和深度。戏剧中的典型人物运行着他们个人命运的全部过程，并在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历史上的“此时此刻”）完成了这一过程。莎士比亚戏剧就是例证，“莎士比亚并不试图描绘一幅关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详细画面。他通过角色描绘这段时期。”[4]118戏剧试图刻画一个时代的普遍性特征，而这只有当这个时代的所有典型特征都被吸收到人物身上时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剧作家必须创造出“在他们自己独立的个性中，能够以理智的形式承受并揭示他们世界的完整性”的人物。[4]117-9卢卡奇认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是平庸的个人，而必然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人物。

在戏剧中，典型性是所有其他相关因素的中介：“莎士比亚向世人展示了巨大的历史碰撞可以转化为人类的表达方式，并与戏剧生活紧密相连。”[4]137卢卡奇显然更喜欢基本的社会-历史氛围的真实性，而不是简单的历史真实性。他认为《麦克白》是一部“封建社会解体”、“君主制与封建主义阶级斗争”的优秀戏剧[4]137。卢卡奇认为，莎士比亚在描述这种斗争的本质时，通过创造典型的人物和情境，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发挥作用，改变了许多微小的历史细节。在早期写作以及《历史小说》中，卢卡奇否定了黑格尔一个评论的合理性，即莎士比亚应该把麦克白对苏格兰王位的正当要求作为悲剧动机。黑格尔指出，莎士比亚创作时参考的编年史中有这样的事实：在中世纪的继承规则中，一般情况下家族最年长男性将被认为是恰当的继承人。而国王邓恩却指定自己儿子为王位继承人，就使麦克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黑格尔认为，莎士比亚想要“证明麦克白的激情极其可怕，从而颂扬詹姆斯一世，后者对把麦克白表现为罪犯充满兴趣。”[6] 265盧卡奇早在《历史小说》中就认为，就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而言，黑格尔的看法是典型武断的。他强调莎士比亚表现他的人物所属的特定历史条件：“展示了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人类品质。他非常正确地描绘了人类的本质（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而不是把琐碎的主题来凌乱堆砌在作品的清晰轮廓内”。[4]138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再次否认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戏剧的标准“将被黑格尔要求的动机大大降低”。在描述封建制度解体过程的历史剧中，戏剧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这样的动机，但戏剧家在伟大的悲剧中保留这样的动机只因它们渗透在“特殊性”的呈现中：“这样他使条件和环境具体化，只因它们从事件的道德弹性的角度来看是绝对必要的。”[5]594如此一来，卢卡奇完成了莎士比亚中历史类型典型的建构。

参考文献

[1]György Lukács， ‘Shakespeare and Modem Drama’[A]，in The Lukacs Reader[C]， Arpad Kadarkay，ed.， （Oxford：Blackwell， 1995）.pp.70-81.

[2]Jerzy Limon&Jay L. Halio，Eds.，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an Studies[C]. 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3.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Georg 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M]，Trans.by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ondon： Merlin Press，1962）

[5]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 [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