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湖纪行三录”书写方式的转变及其行记史意义

2021-01-12 10:15:03刘师健
华中学术 2021年2期

刘师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历宦州郡的生涯中,留心各地的自然人文风貌,创作了十余部与地理相关的著述,其中以其所走过的地理单元为单位撰述的《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又名“石湖纪行三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行记文献,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其相关研究成果或是从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揭示其在文献考据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价值[1];或是从文学角度出发,探讨其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写作手法与艺术成就[2],这些惯常性的研究在历史还原、个案分析与文本研究等细部内容的探讨上日趋精细,而对其新的书写倾向及其超越文学之上的地方书写观念的整体性把握,则着墨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三录”中诸多的人文与自成系统的地方观念的书写作些探讨,并从历时性维度的考查中,揭橥“三录”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人文性:“石湖三录”的书写取向

乾道六年夏,范成大因虞允文之荐被任命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国信使出使金国,写下《揽辔录》;乾道八年十二月初,被命赴广西出知静江府,自姑苏出发,于次年三月十日抵达桂林,途中写下《骖鸾录》;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从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召还,出任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自五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三日,取水程数千里,回到家乡吴郡,途中写下《吴船录》。“三录”的创作,作者既书写了自身的宦游经历,同时又将其对历史、文学的考据、议论与个人旅途感怀融入其中,书写重点显现出由自然向人文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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