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闽粤地域的“过癞”风俗最早见载于南宋文人笔记中。自此,麻风病与女性之间就建立起了持久的污名隐喻关系。清代中叶,不断传播与衍变的“过癞”叙事在名教话语的改造下开始转变为富于道德说教意味的“麻风贞女”叙事谱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本当属清末宣鼎的笔记小说《麻疯女邱丽玉》(1877年)[1]。在这则“麻风女”以贞洁品行净化“不洁”病体的道德寓言中,主人公邱丽玉因其形象中的戏剧性元素——女性德性与疾病之间充满张力的隐喻关系,而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青睐与重塑。从种族叙事、启蒙叙事到抗战叙事,“麻风女”邱丽玉的病体或许为性别与国族的现代性话语所“净化”,但萦绕其上的疾病污名却日益深重。疾病污名透过隐喻在文化中不断流通与扩散,给现实中的病患造成沉重的道德负担。因此,将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2]。
目前有关“麻风女”形象与疾病污名的问题在学界还少有人论及。梁其姿先生的论著《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曾对“麻风女”疾病污名的社会史成因做了梳理,其中也提到邱丽玉形象的现代阐释[3],但其研究的重心并不在此,而在于从社会史的角度索解麻风医疗观念的演变。本文将以《麻疯女邱丽玉》中的主人公邱丽玉为原型,考察“麻风女”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嬗变,还原其疾病污名的生成语境,反思其形象背后性别与国族的话语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