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丹丹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310105)
从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图像学研究的发展,“图像证史”(Image proving history)成为一种显学,特别是近些年来,各种以图证史、以图说史的研究方法争相登台,图像已成为了历史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种资料证据。而对于图像的史料价值和“证史”方法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不乏学者以“图像证史”为据,对一些毫无研究价值的图像给予相对主义的价值评判,一时间,一场“图像”的狂欢带着多元、跨界、开放的面具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也不乏学者固守狭隘的传统艺术史研究边界来抵制或拒绝艺术史与文化研究、社会学等产生联系,“图像证史”显然已引发了一些艺术史学家对艺术史发展的担忧,“越来越多的艺术史家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而更像社会史家、政治史家、文化史家或思想史家”[1]。
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擅长欧洲“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其研究兴趣围绕文艺复兴、历史思想史与写作、语言的社会史和知识的社会史等方面,尤其注重讨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作为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是“图像证史”的极力倡导者,其著作《图像证史》是一本影响力颇大的“图像证史”方法研究的代表作。本文试图通过对彼得·伯克《图像证史》的解读,分析图像史与史学、艺术史与图像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期为新的艺术史阐释方法的建构提供启发。
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在2000 年的时候以英文名《Eyewitnessing(目击证人)》出版,同年,他还出版另一本著作《知识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