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对朱子“中和”说的影响
——以“赤子之心”为线索

杜国华

(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中和”问题源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问题在北宋时引起了道学家对已发未发以及与心之关系的讨论，故有时又被称为“已发未发”的问题。吕大临与程颐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此后，理学家对这一问题争论不断。直到南宋时，朱熹综合了程颐与吕大临的思想，提出了“中和新说”，确定了其“一生学问宗旨”。本文将从程颐与吕大临的讨论开始，介绍他们思想的转变过程以及转变的过程对朱子产生的影响。

1 吕大临从“中”为本到“赤子之心”为本

吕大临在《中庸》“天命之谓性”和“中者天下之大本”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中为大本”的个性见解，并在中即性即本体的基础之上提出“中者道之所由出”[1]495，即“中”为本体，“道”则为本体的发用。程颐对吕大临“中即性”“中者道之所由出”的观点皆持反对态度。经过程颐对吕大临的指点，吕大临也觉得“中即性”“中者道之所由出”的观点不妥，便提出了以“赤子之心”为本的独特见解。

吕大临在诠释《中庸》时指出，“天命之谓性”就是“中”，即“‘天命之谓性’即所谓中”[1]271，认为“中即性”。他又说“盖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禀而受之，是之谓性”[1]271，对“中即性”的观点作出解释。吕大临将中和性皆作为本体看待，认为中即性即天道，也就是“所谓中者，性与天道也”[1]273。于是，他提出了“中者，天下之大本”[1]273的个性阐发。对“中即性”“中即道”的问题，吕大临与程颐在《论中书》中进行了专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