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莹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随着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人口在城乡地域之间的流动和迁徙增多,少数民族原有的“小聚居”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乡村社会民族构成变得复杂多元。可以说,如今提到民族和谐已经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地区”,而是在我国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整体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社会作为我国基层社会的单个子细胞,乡村社会中的民族和谐因素成为促成我国整体民族和谐的必然要素和核心根基。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高层次正式制度的指挥供给,更取决于一定地域内各参与主体间以互动博弈的方式所形成的共同规则体系,即乡规民约体系的约束控制。
在我国千百年的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乡规民约体系作为一种“地方性地理知识”早已建立且趋于完善,学界关于传统乡规民约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的追求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结构、乡村风貌在新型农村建设中也逐步改变甚至消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支持、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乡规民约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仍然承担着重要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完成乡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