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性原则例外规则及其对国企改革的适用

沈 伟 黄桥立 张龙昊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对外贸易、投资额增长，中国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加突显。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对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愈发不信任”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会引发不公平竞争，产生市场扭曲，损害他国企业并威胁经济安全②。作为政策应对，美国连同欧盟、日本等在国际上力推“竞争中性原则”，矛头直指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偏离问题。竞争中性原则的国际法化倾向更是加剧了我国在提升市场竞争公平度与国企改革方面的现实压力。

我国处在引入竞争中性原则的初期，对于竞争中性概念存在矛盾的认识。一方面决策者逐渐认识到竞争中性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了“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分配”对解决市场扭曲问题与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国政企关系盘根错节，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一时难以退出。有学者认为竞争中性已经异化，与我国体制相悖，不应当引入③，上述认识冲突背后反映出竞争效率与社会发展整体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绝对的竞争中性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出于社会公共性目标或矫正市场失灵的正当考虑，国家会对一定的中性偏离行为留下缺口，形成竞争中性原则的避风港，也就是竞争中性的例外规则或豁免规则④，但是在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成为迫切目标的当下，需要警惕此类例外可能成为阻碍竞争中性原则落实的理论依据和制度安排，例外规则不仅需要与经济体发展水平相匹配，而且必须与竞争中性一同在法治化的框架中得以确立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