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春节活动中的猪膘与共餐行为

李 旻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65)

食物的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分享食物是产生和维持社会化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在共同食用食物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以食物为物质媒介建立起相关的社会网络，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范围的群体”，“共食传统、事件和习俗甚至可以成为人们观察、洞悉特定社会的整体构造及功能的切入点”。[1]因而对共食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关心的重要议题。陈志明(Tan Chee-Beng)指出：“共餐可以分为家庭、亲友与社区共餐，制度共餐，仪式和宗教共餐，政治共餐和款待共餐五种，……通过共食以同乐是共餐的基础。”[2]在共餐时，有一些食物是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研究这些食物的共餐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社会关系建构的特点。

春节是嘉绒藏族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从年三十到初七，每天都有不同形式的共餐行为。在这个以家屋社会为核心的村落中，人们的共餐行为成为联结社区、紧密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在所有共餐的食物中，猪膘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猪膘是在藏彝走廊[3]许多民族中都很重要的一种食物，因而李星星认为，藏彝走廊中有一条“猪膘文化带”，其地理范围“上至岷江流域,中至大渡河流域,下至雅砻江、金沙江流域”，食用猪膘肉的民族有羌族、藏族等，“他们制作猪膘虽然各有手段,风味各异,各具特色,但其文化内涵是统一的。其中重要之点在于,一是普遍食用;二是高贵物品;三是代表财富”[4]。猪膘文化是藏彝走廊中早期农业文明的“文化密码”，揭示这一文化早期具有母系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