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风

文/陈新民

雄安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无数普通民众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这里，几乎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珍藏着感人肺腑的故事。下面讲述的这个家庭，奶奶把三个儿子送上战场，母亲送了三代人当兵，全家一共有12 人穿过戎装，5 个人上过战场，光荣军属的牌子挂了几十年，好男儿参军入伍成为了传统。

在雄安新区的安新县龙化乡南佛堂村，有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我的爷爷陈汝楫一家世代生活在这里，家虽贫但日子过得很安然。

1932 年9 月的一天，两个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走进了这个小院子。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失败了，国民党清乡剿共，血雨腥风，人头落地，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爷爷的表弟、安新县白庄的刘僧和北冯村的表外甥刘福林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双双前来隐蔽避难。一旦暴露，一家人格杀勿论。但是淳朴善良的爷爷奶奶不计个人安危，就让他们晚上秘密隐藏在家里，还修了夹皮墙。爷爷在财主家当长工，让表弟、表外甥白天化装成短工干活，躲过了敌人的屠刀。后来刘福林成为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退职还乡，每年春节都来给奶奶拜年，还一定要磕头，不忘当年的恩德。

八路军战士陈刚

伯父陈刚: 村里第一名八路军战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沉睡的雄狮，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7 月底日军控制了北平。正在北平学徒的伯父陈刚义愤填膺，宁死不当亡国奴，连行李也没要，跑回了老家。10 月，一腔热血的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村子里的第一名八路军战士，1938 年2 月入党，也是村子里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爷爷奶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知道国破就会家亡，支持儿子当兵，鼓励他为国杀敌。伯父当兵走的时候，在家门前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军，慷慨激昂，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乡亲们从来没见过喊口号的，也都举起胳膊跟着高喊。

伯父陈刚走后音信杳无，传说他阵亡了，被县抗日民主政府定为“烈士”，爷爷奶奶也成了“光荣烈属”。娘想儿，想断肠。奶奶悲愤交加，但没有啼哭，没有倒下，而是更加积极地参加支前活动。在极其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时期，爷爷是抗日堡垒户，家里也成了八路军伤员的栖身之地。然而奶奶终因过度悲伤劳累落下了病根，经常突然昏厥，摔得头破血流，后来摔坏了胯骨，终身残疾，走路靠拐棍。1976 年12 月18 日昏厥后再也没醒来。

抗战时期，爷爷是村抗日政权的粮秣主任，带领村民交粮纳税献金，支援八路军抗战。1943 年10 月，他被胁迫参加了高阳的“新国民运动大会”，七天七夜没吃没喝，非常淡定，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透露抗日政府和八路军的事情，回到家已经奄奄一息，因为身体素质好，才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志愿军战士陈绍增（1950 年5 月于天津）

父亲陈绍增: 一生保持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尊严

抗战时期，爷爷的二儿子、我的父亲陈绍增是村子里的第一任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为八路军送信，机智勇敢。几次受区小队指派，化装进入县城，打探情报，遇到盘查，从容答对，毫不胆怯。后来还当过抗日小学的教员，许多学生比他还年龄大，个子高。他渴望参军杀敌，几次报名。但政府有规定，征兵先要弟兄多的去，家里没了劳动力还得政府照顾。由于伯父陈刚是“烈士”，家里又缺少劳动力，不能批准。

进入1950 年，人民解放军正在围歼华南、西南等地和沿海岛屿的残敌，战斗在继续，隆隆的炮声还在响着。县里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这时伯父有了音信，正在跟随贺龙南下征战四川。一家人喜出望外，当了多年“烈属”的奶奶，终于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于是父亲坚决要求当兵上战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最终如愿以偿。他在同年的战友中年龄最大，而且家有妻儿老小。

父亲当兵走的时候，爷爷抱来一坛酒，和乡亲们为儿子壮行。父亲高兴，一连干了三大碗。区里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区长亲自给他戴上了鲜艳的大红花。母亲王荣抱着不满周岁的我也来参加。

父亲的部队是66 军196 师。1950 年10 月，他和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惨烈，66 军初战不利，部队减员太多，许多战友再也没有回来。进入冬季，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晚上气温下降到零下30 多度，部队缺少棉衣，战士们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潜伏，许多战友又被严寒夺走了生命，父亲的双腿冻伤致残。那时候经常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某某村某某死了，连尸首也运不回来，成了“外丧鬼”。母亲搂着我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1951 年陈绍增夫妇和儿子陈新民在河北沧县

1952 年66 军首长给陈绍增的信

第二年4 月，66 军回国整编，196 师驻在河北省沧县。爷爷带着我母亲和我去探望父亲，还照了相，留下了时代的记忆。

1952 年5 月，经历了血与火考验的父亲退伍。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转业都给安排工作。父亲双腿残废，还可以去疗养。但他没有转业进城，更没有去疗养，他不想给国家添麻烦，而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美好梦想，毅然还乡务农。临行时，66军军长肖新槐将军和军部的首长联名给他写了信，提出了十条希望，希望他保持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保持革命军人的荣誉。

陈绍增的日记本，记载着于堤阎成勋借粮。

这封信父亲一直珍藏着，也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他牢记首长的嘱托，和乡亲们一起艰苦奋斗，矢志不渝。他公正无私，大仁大义，扶危济困，始终保持了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尊严，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父亲回乡后带领12 户贫农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农村初级合作社，起名“愉快社”，他说：“互助合作力量大，社员入社很愉快。在社里劳动收入多，社员生活很愉快。”“愉快社”就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全县，成为了典范。社里种地、织布、打鱼，日子很红火，社员真的很愉快。社里缺少文化人，父亲当过小学教师，就当了会计。从此他长期在村子里担任会计，他不徇私情，收支严格把关，社员们都叫他“铁面财神”。

村民史慢患肺病呼吸困难，憋得两眼冒金花，陈二娃阴茎包头不能小便，憋得哇哇地哭，没钱治疗。父亲带他们到保定第三医院，自己拿钱给他们治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母亲带着我捋草籽，打水蓬，推磨推碾弄成面吃。一天，旧城村苏秋来的父亲饿得头昏眼花，一头栽倒在大街上。父亲把他搀扶到家里，安排做饭吃。老人走的时候连连磕头，感谢救了他的命。

那年月社员免不了缺吃少穿，一些人来找父亲借粮，他都会想法安排。他去世后，人们发现日记中写着：

1966 年7 月30 号傍晚，于堤阎成勋同志借走了高粱30 斤。快点灯了他来到咱家。此时我散班到家，这时家中已蒸熟卷子，听说他来了，便出去迎他吃饭，正赶他刚从教台来，也是借粮，我借了壮三高粱30 斤，他背走了。

借粮的人吃了卷子，背走了高粱，黄鹤一去不复返。

1966 年腊月初八，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村子里的孤老王西龄跳井死了。他是个外地（高阳县八果庄）人，没儿没女，没有房子，住在村子外面的一间土坯屋里。父亲不顾天寒水冷，拖着残废的双腿，下井把他打捞上来，组织乡亲们把他埋了。

由于父亲的双腿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只要阴天，就开始疼，而且有预兆，下雨天疼得厉害，但父亲坚持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淘井下井是最危险的活，他总是穿着家里的那件油布雨衣第一个下井。人们想知道天气变化就问他，都说他的腿比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还准确。1969年父亲英年早逝，一生光明磊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乡亲们深感悲痛与惋惜。

解放军战士陈志云

海军战士陈建民

海军战士陈大勇

三叔陈志云: 走兄长的路，被评为五好战士

1958 年，台湾海峡战云弥漫，形势紧张，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这年年底征兵，爷爷的小儿子、我们的三叔陈志云报名应征，他要走兄长的路，出征上战场。当兵走的时候，胸前戴着大红花。在欢送队伍“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声中，年迈的奶奶拄着拐棍，在门口不停地挥手。父亲一直送出村外。

三叔陈志云很争气，入了党，被评为五好战士，后来转业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能在中南海上班，足以说明他的优秀。由于工作保密，家里只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是北京17 支局129 号信箱。

陈家子孙铮铮铁骨，争当中华好男儿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时候县里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为了继承父辈的事业，保卫祖国，我二弟陈建民报了名。当时他在县水利局上班，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属于计划内的工作人员，工作干得很出色，年轻有为，很有发展前途。如果当兵走了，就会换人而被取消名额，一旦复员，就要回家务农。一些好心的同事劝他，说：“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当兵不挣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又不养老，以后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再说单位也需要你。”二弟陈建民说：“如果我不能当兵，那才会后悔一辈子的。先辈们当兵打天下，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谁挣过一分钱？当兵是国家的需要，是第一需要。”

那年接兵的是南海舰队和63 军。一天，两支接兵部队的首长家访，在家里不期而遇，看到墙上父辈的照片，争着要把二弟带走，吵得面红耳赤。定兵的时候海军优先挑选，二弟陈建民就当了海军。当兵走的时候，学生们敲锣打鼓送行。母亲端出糖果，塞给学生们吃。她嘱咐二弟说：“当兵就要当好兵，打仗一定要冲在前头，不吃馒头要蒸（争）口气。”二弟也很争气，两年后考上了军校，转业时已经是一名团级干部了。

斗转星移，日历翻到了1993 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盛世太平，伟大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太平洋并不太平，居安思危，打赢现代化的战争成为强军的目标。

这年，我的大儿子陈大勇就要高中毕业了，品学兼优，学校老师们都看好他能考一所名牌大学。然而他向往绿色的军营，更想当一名海军，保卫祖国蔚蓝的海疆，没有准备参加高考，而是投笔从戎。至此，我们家实现了兄弟、父子、祖孙三代当兵，连同在外地参军的子孙共有12 人先后入伍，他们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儿子大勇第一次探家，我年迈的老母亲攥着她大孙子的手，又像当年嘱咐我二弟一样说：“当兵就要当好兵，打仗一定要冲在前头。不吃馒头要争口气。”儿子实现了海军梦，在海军导弹部队服役，也很争气，入了党，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军队干部，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

在我国，当兵称为光荣入伍，佩戴的大红花称为光荣花。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家属称为光荣军属，门前要挂光荣军属的牌子。战死沙场，称为光荣牺牲，老百姓叫“光荣了”，家属称为光荣烈属，门前要挂光荣烈属的牌子。现在军人退役了，门前都要挂“光荣退役军人之家”的牌子，一旦当过兵，就会光荣一辈子。“光荣军属”的小木牌在我们这个普通人家挂了几十年。

1964 年冬陈绍增夫妇在老房子合影，门首左侧挂着“光荣军属”小木牌。

戴着军功章的陈绍增

当兵报国的家风会代代相传

这所普通的宅院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她伸开宽阔的臂膀，放飞怀抱里的儿女进军营，上战场。走出家门当兵的人，从来没有宣扬过自己，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深深地埋在心底。

伯父陈刚在冀中反“扫荡”，进抗大学习，转战晋绥，南下四川，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一级巡视员、中央西南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83 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直到2008 年去世后，家里人在《讣告》里才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父亲在部队的情况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军功章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现在只留下一张他年轻时佩戴着军功章的照片。三叔陈志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更是守口如瓶。

留在家里的人也从来没有炫耀过家里的光荣。一家人默默地生活，荣辱不惊，坚定不移跟党走，一切都像老院子那样的普通、平常。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让红色的“光荣军属”小木牌褪色。母亲常说：“人活着要让别人竖大拇指，不能指脊梁骨”。

1963 年河北省特大洪水过后，国家调来大批救灾物资，烈军属还有救济款。那时三叔陈志云还在部队服役，但家里只有按人口分的粮食和蔬菜，救济款是没有份的，因为父亲是大队会计，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实在过不去了就贷款，一共贷了90 多元，到1982 年本利达到200 多元，是我偿还的。

2018 年4 月，龙化乡划入雄安新区，成了万众瞩目人皆向往的地方。按照规划，龙化乡就要建成特色小城镇，乔迁大喜的日子即将来临，眼看着古老的村子就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小院子也会被带走，一家人不免心中惆怅，难以割舍。然而时代的记忆是带不走的，当兵报国的家风会代代相传。小院子就像一座丰碑，与山河同在，与天地共存，影响和鼓舞着后人与时俱进，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