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出版策略
——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

高少宇，芦会影，刘子元

（邯郸学院 a.教育研究与教学质量监控中心；b.文史学院；c.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一直将新闻出版事业作为对敌宣传战线的主战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党的新闻出版政策引领着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揭露了敌人的虚假宣传、培育了正确的抗战文化。然而，目前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出版政策研究尚不深入，本文即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例，全面阐述抗战时期党的新闻出版策略，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晋冀鲁豫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抗战初期，日军占领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失利，亡国论充斥全国，党的新闻出版工作也遭到了极大破坏。为了能够形成正确的积极的抗战文化，面对国内战争的新局势，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适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1]348明确指出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文艺等方式等文化宣传要符合于国防利益，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 10月10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出版的《奋斗》创刊号上发表《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文章提出要利用党的刊物深入群众，宣传抗战。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籍、报刊，发行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大后方，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队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亦应设立发行部……各级发行部应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建立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发行网”。[2]38随后提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致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为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成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3]70实行全党办报。同时，为了保证党的报纸、刊物、书籍等能够在战争环境下顺利发行，打破顽固分子对党的出版物的封锁和查禁，发挥其宣传鼓动作用，党还十分重视新闻出版业的发行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3]72

在全党办报方针的指引下，太行、太岳、冀南及冀鲁豫各根据地分区的党委，纷纷建立包括本身机关报在内的各种报纸。太行区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先后发行了《先锋报》《战场报》《胜利报》《晋冀豫日报》《中国人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敌后新闻出版中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是华北新闻出版事业的中心，全华北性的机关报。[4]45太岳区创办的报纸大致包括中共太岳区党委将机关报《太岳日报》《晋豫报》《光明报》以及《岳南大众报》等。冀南区的报纸发行相对较少，主要有《冀南日报》《人山报》。冀鲁豫区出版了《抗战日报》《卫河日报》《鲁西日报》以及冀鲁豫区委的机关报《冀鲁豫日报》等。此外，还创办了《战友报》《湖西日报》《泰西日报》《运西时报》《运东时报》《新民主报》等。

1940年4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冀豫边区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出“建立各种印刷机关、发行出版各种抗战的书报、杂志，特别要出版大量的通俗读物。”[5]70此后，根据地各分区在原有各种刊物的基础上，又相继创立了一些贴近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抗战生活的刊物，使得根据地刊物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如太行区在原有综合性刊物《抗战生活》《太行文化》的基础上，出版发行了《华北文艺》《华北妇女》等特色专刊。太岳文联创办了《太岳文化》《工农兵》等刊物。冀南地委创办了《光明之路》《卫河》以及《冀南青年》《少年儿童》两种油印刊物。中共北方局平原分局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文联，先后创办了《平原文艺》《新地》和《冀鲁豫画报》三个文学刊物以及《战友月刊》等刊物。

总体看来，由于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书、报、刊的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和出版在组织机构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分工，报社在出版报纸的同时，也印刷了少量的图书，但是大多以翻印为主，从规模和从发行范围来看，均比新闻报纸小。图书、刊物等出版印刷基本上依附于报社，成为报社出版事业的附属行业。如太岳日报社就是太岳区集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新闻出版机构。1944年4月，太岳书店与太岳《新华日报》合并，太岳书店也改名为太岳新华书店，合并后一年时间内，共印刷（铅印与石印合计）：《新华日报》太岳版，114期，716213份；《中国人》报，7期，18420份；《晓光报》，6期，3962份；各种书籍，87种，226904册。[6]656

伴随党报党刊的创建与发行，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也组织翻印和编印了许多政治理论著作、时事教育读物和大量宣传品。这些新闻出版物的发行，指导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工作水平，同时也推动了根据地建设及抗战文化的发展。

二、晋冀鲁豫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宣传导向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始终以宣传抗战为核心，以坚持党性为前提，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实现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第一，宣传抗战文化，鼓舞全民坚持抗战热忱。正面战场抗战失利后，日本加大对华的虚假宣传，同时国内开始出现亡国舆论。面对当时国内的舆论形势，中共中央指出“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5]65要发展抗日文化必须要有大量具有抗战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对此，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社论发表的《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中写到“我们欢迎自由主义的文化工作者、新闻记者、教育家、学者、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5]85向广大具有抗战思想的自由主义文化工作者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同时，发展抗日文化需要大量的新闻出版物正常出版、发行。为此，中央提出各级宣传部门要“领导和组织党报的出版与发行，并编审和出版各种书籍、教材及宣传品，在各级党委宣传部的机构设置中，设立编审委员会，管理编审工作，设立出版发行科，管理出版发行工作。”[2]167在发行方面各地党委“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3]4871941年7月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报纸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7]151，加强党对新闻出版业的领导。在中央抗日文化方针提出后，晋冀鲁豫各分区党委领导下的党报党刊积极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文化。《中国人报》发表文章揭露敌寇汉奸欺骗宣传，反映国际战争当前形势，帮助民众了解真相，认清抗日形势。《太岳日报》也及时、全面、系统的报道百团大战中我军取得战果，增强民族抗日信心，消除国内悲观论调。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扩大党和根据地影响。抗日战争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晋冀鲁豫所发行的新闻出版物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救亡运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日文化为主要内容；抗日战争中后期的出版物文章内容转向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报道根据地党政军的建设成就等方面。尤其在，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经历了战斗的洗礼，在党的全党办报，宣传抗战，发展抗日文化方针的指引下，晋冀鲁豫各分区的新闻出版业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在种类和数量上有了一定的发展。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进一步提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3]136，加大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面对部分地区报刊在迅速发展中出现的分工不明，彼此重复，数量多而质量差，甚至不能明确刊物的性质和任务，甚至有些报刊在宣传中出现错误言论等问题。1941年7月5日《晋冀鲁豫区委宣传部对各地报纸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地的一些报纸需要明确自己的性质、任务和内容“与新华日报、晋冀豫日报，严格分工，密切配合，更进一步的地方化、通俗化、具体化和群众化”[8]143，其本身应明确分工，更具地方特色。1942年3月26日，中国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报纸发行的主要任务，指出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7]358

而针对新华社太行分社一度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事会议等错误言论，194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相应单位进行改进，并明确指出：“各地报纸宣传要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必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7]453可见，党的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方针在抗战初期的全党办报，百花齐放，发展抗日文化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要求各宣传单位要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形成有层次宣传网络，对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建设成就进行有意识的宣传。

第三，面向地方和大众，教育和培养革命群众。新闻宣传和动员的对象是基层民众，普通人民的支持是抗战成功和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讲话》发表，明确提出“文艺工作应面向人民大众、为工农兵群众服务”[9]855-856这一新时期的革命文艺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也标志着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当然，将一向以社会精英所垄断的新闻出版业变为以普通民众为读者群体的人民宣教媒介并非易事，这设计到从业人员思想观念的深层转变。为此，中宣部一再强调“轻视新闻工作，或对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10]毛泽东同志也对新时期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9]1012为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其思想的引领下，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实现了新的转变，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面向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时期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总体指导方针。在其指导下，一些“大众化”“通俗化”的新作品开始在根据地出现。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我的两家房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另外，据统计，单是华北新华书店，1945年全年出版的书籍就有124中，59.6万册。其中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及翻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为12.8万册；通俗读物36种，29.3万册（包括一份通俗杂志）。太岳区一年中出版及发行各种图书杂志共324526册，平均全区每10个人就有一本新书。[11]345

三、晋冀鲁豫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历史功绩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其在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开展抗日文化的同时，推动了根据地各方面建设，满足了军民抗战时期精神文化的需要。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史上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谱写了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的新篇章。同时在全民抗战这一中华儿女无可争辩的伟大事业中成绩显著的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也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人民群众中更加具有威信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将支持抗战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实质关联，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忱，同时也培育了认同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