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丽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20世纪前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创制时期,其学术成果和学科建构历程,首先是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要求相应,是学人们艰苦探索的结果;同时也受中日两国“中国哲学史”学术互动吸收借鉴的诸多影响。这一过程构成了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在主体性建构与世界性的学科眼界的双向互动和双重关照。回顾其中的经历,反思其中的得失,有益于培养和树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意识及学科建设目标。
一
1926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出版。1935年中译本,由正中书局初版,王璧如翻译,1936年再版。1937年,28岁的青年才俊张岱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①关于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完成年代,本文依据书中《自序》落款,确认为1937年。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张岱年全集》第八卷“学术年表”: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初稿。1943年《中国哲学大纲》印为讲义,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从写作方法和目的看,二著均以哲学问题为线索研究中国哲学史。宇野哲人《序》说:“如彼之西洋哲学那样地,用问题中心的方法,巧妙地归纳起来”“拟从时代的变迁以问题的推移为中心,写一个稍有系统的东西,……作为了解中国哲学的要领之津梁。”[1](著者原序)2张岱年《自序》:“此书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