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审物·随物：苏轼“物”论及其文艺理论

曾诗蕾，范明华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蜀学、洛学、新学、关学为北宋儒学的四大学派。其中，蜀学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便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三苏不仅在文学艺术上造诣非凡，在哲学思想上亦是独树一帜。苏轼兼涉儒、道、禅三家。他曾感叹“欲了却《论语》、《书》、《易》”三书，“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1]41。此外，苏轼专门撰《广成子解》一文，详解庄子道论。在《苏轼文集》中，其与禅僧禅寺的往来更是处处可见。三家思想，尤其是《易经》和《庄子》，乃苏轼“物”论思想的理论背景。但在苏轼的论述之中，这些影响又是不着痕迹的。正因为苏轼对诸家思想融会贯通而不囿于一家，他的“物”论便更加值得研究。相较于洛学而言，蜀学更重体验和实践。这也是苏轼思想于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有所裨益的原因。

如何看待外“物”，关涉的，其实是如何看待人自身之外的“遭遇”。观“物”之道，是哲学研究和艺术研究都颇为关注的问题。庄子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游心于物之初”，程颢主张“万物一体”，“去内外之分”；康德认为我们无法真正认识“物自身”，而海德格尔则将物视作容纳“天地人神”的场所。苏东坡，作为出色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则为后世提供了一条独特的由“物”进入艺术的道路。

一、怪石之赏：审美欣赏中的观物之法

继魏晋之后，宋代再一次高扬“自然之美”。对于自然的发现往往意味着人自身的解放。魏晋时期，“山水”脱胎于道教之蓬莱仙境中的“仙山”与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