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锋,胡向慧
(湖北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伴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市场等不同力量的交织、交叠,不断影响并塑造了当下中国乡村的面貌及格局。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外流,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不断趋于“空心化”;与农村人员不断外流相伴随着的是村庄个体之间、个体与村庄之间的社会关联度也在不断弱化。这些不断“原子化”村庄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渐趋物质化、利益化和理性化。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人情、舆论等逐渐式微,公共生活不断衰落。当下的中国农村俨然早已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变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1]或“无主体熟人社会”[2],乡村社会共同体不同程度地经历着瓦解的趋势。因此,如何重建村庄共同体成为乡村社区建设或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在学界对乡村社区发展充满关切的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随之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区营造则可成为推进社区建设和改善社区治理的理念和内驱性路径[3]。
近些年来,“社区营造”的概念与经验也随着媒体与学界的介绍被引入我国大陆。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建设或社区治理不同,社区营造更注重社区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