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到三元：新符号学运动中基础理论的流变

赵星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新符号学运动中的理论变迁

符号学从20世纪初索绪尔与皮尔斯分别创立自己的学说算起，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符号学模式的奠定，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大潮的形成。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符号学逐渐摆脱结构主义的桎梏，进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萌芽、21世纪初兴盛，至今依然蓬勃展开的“新符号学运动”。

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已持续近30年，理论发展脉络逐渐清晰。其最大的特征是理论与流派的融合：“整合各种模式为一种新的运动。”[1]15这种融合越出符号学学科范畴，走向跨学科的发展历程。例如，符号学与生物学、生命科学整合形成“生物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整合形成“认知符号学”，与社会科学整合形成“社会符号学”，与传播学整合形成“传播符号学”，等等。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建构与拓展，这是根本。回顾当今符号学研究的新局面就会发现，新符号学运动在基础理论方面，总体上从索绪尔二元符号学转向皮尔斯三元符号学。关于这一问题，赵毅衡曾指出：自后结构主义起，“‘重新发现’皮尔斯开放的符号学，就成了符号学再生之路。从那时起，所有做出了成绩的符号学，无不重新回到皮尔斯所画下的蓝图之上”[2]。

这种皮尔斯转向，在当今符号学新流派中非常普遍。以当下最活跃的几个符号学范式为例：生物符号学学者认为该学科最准确的表述应当为“后皮尔斯生物符号学”(post-Peircean biosemiotics)，因为是对皮尔斯广义符号学框架的具体落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