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102)
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各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我国也十分注重大数据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①。大数据在预测犯罪、监控人口、调配资源等社会治理问题中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依托相关领域的大数据所建立起的庞大数据库,可以囊括数百亿条基础数据[1]169-179,成为公安机关办理各类案件时的“常规武器”,为提升侦查效率和提高案件侦破率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收集和过度使用难免令民众和学者产生担忧。有观点认为,虽然大数据侦查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作为一项仍处于初始应用阶段的技术,大数据侦查的双刃剑效应显著,可能会对一些传统法律价值形成挑战,故而应当对其做出必要的规制[2]156-180。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典》在总则第111条和人格权编中,对个人信息权作出专门规定,在立法上区分了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和传统小数据时代的隐私权。这是我国在立法层面对大数据技术的回应。本文拟从大数据时代刑事侦查的开展以及后《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这两个角度,分析大数据侦查的特点和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探寻如何防止侦查机关在开展大数据侦查过程中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问题。
大数据侦查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的新型侦查活动,“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4V’特征,即数据的规模(Volume)大、处理速度(Velocity)快、类型(Variety)多、价值(Value)高等”[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