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炉香》没有告诉你的事儿

毛亚楠

无论是沉迷满橱的华服还是身不由己爱上乔琪乔，最终沦落到名为妻子实为娼妓的境地，薇龙的沦陷绝非外界所逼，而是清醒屈从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姑母自始至终充当的只是蛊惑者角色，而欲望才是薇龙悲剧的主谋

翻开小说《第一炉香》，从姑母梁太家花园延出墙外那象征着膨胀欲望的杜鹃红，仍以燎原之势“烧”进上海普通女孩葛薇龙的心里去。而薇龙要投奔的姑母则如嗜血雌蛛正结网待食，等候上门来的“猎物”——张爱玲当然是讲了一个女子如何受人诱发，又步步沦落的故事。只是看官们不能仅看个热闹，而忽略张氏技艺历来的复杂和深刻。

要知道，张爱玲可是毛姆的书迷，毛姆那惯以冷峻锐利之笔剖析人性、嘲弄世态之风格想必也是张爱玲所认同的。这也难怪当年张爱玲将《第一炉香》这篇处女作投以早期鸳蝴派代表人物周瘦鹃时，对方读后当即感觉“风格很像毛姆”，而张爱玲对此评亦“心悦诚服”。

所以，这个看似追爱又不得的“盒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抛去选角争议和号称“青春疼痛”的宣发，电影《第一炉香》到底有没有完成其所内含？这才是应该弄明白的事儿。

“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这是张爱玲曾承认过的。《第一炉香》里，张爱玲之所以能写上海女孩在香港的故事及对殖民地香港中西合璧大环境的那些感触，是因为她自己就有段在香港独自生活的经历。

1939年到1942年3年间，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文学系就读，为她将来的出国留学做准备。据说，她在那里学英文學得很勤奋，成绩也好，甚至可以背下弥尔顿整本的《失乐园》。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却让她的出国梦破灭，香港大学停办，她只好辗转返回上海，在乱世中寻找新的出路。

好在她有写作的本领，回上海后，因为“国文不及格”而未能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张爱玲索性放弃学业，以卖文赚取稿费来维持日常的生计。《第一炉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张爱玲在她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里称，《第一炉香》是她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中的第一部，她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当时香港的。

女作家求学经历的波折，必然会反映到她笔下的人物。葛薇龙作为一名传统上海年轻女性，又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启蒙，想要在战时香港生存下去，她都有哪些选择呢？小说和电影里都有这处情节，丫头睨儿看薇龙平日里一边忙梁太安排的应酬，一边还要在夜里补念功课，便对其说，“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净受外国尼姑的气。那真犯不着！”接着，丫头睨儿给薇龙出主意，“我替你打算，还是趁这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适的人”。

睨儿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是作家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张爱玲眼里，殖民地香港环境里普通女孩想要自立，无非三条路可走：要么回家，这个选择薇龙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她不希望跟着父母回上海，走传统女性的老路;要么自己在社会上做事，但姑母梁太说过，“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可知当时作为殖民者的白人无疑掌握着香港最高权力，黄种人则被置于边缘。辛苦、清贫的职业化道路固然问心无愧，却免不了时时“受外国尼姑的气”;要么就自甘沉溺，在洋场文化里变节，暂以满足自身对奢华浮靡生活的渴望。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了姑母的诱发，原本想要“行得正，立得正”的薇龙走在了第三条路上。

姑母梁太这个角色颇值得玩味，张爱玲笔下，她是一个旧朝家长般的人物，住在亡夫留下的“鬼气森森”的梁府中，而梁府其实就是那时香港的缩影。中西混杂风格的梁府里，西式布置中安插中式的摆设，用人们一派清末丫鬟的打扮，就如同香港当局将女学生们打扮成赛金花的模样，一切都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对中国“荒诞、精巧、滑稽”的想象。

姑母就是在此中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不仅自己堕落，还要拉着年轻人一起下坠。小说里有好几处薇龙审视梁府的视角描写，那处封闭式空间如同荒山中“凭空擎出的金漆托盘”，又或是眼看要化为坟山的古代皇陵。

从姑母角色的塑造可以看出张爱玲对旧世界的态度。她自己本身就是从旧世界里出走的反抗者，世人皆知她家世背景显赫，只有身在其中之人才能体会出那无常之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是晚清柱石之臣，其祖母是前清大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典型“遗少”，母亲虽是豪门小姐出身，却十分新派，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张爱玲后来选择逃离了那个整日鸦片缭绕的旧式沉寂的家，追随母亲去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所以在其早期作品中，常可见张爱玲对守旧家庭生活的描绘，那一系列绿蜡红装、龙吟细细，颇有《红楼梦》的审美风韵。张爱玲本人亦不避讳，她历来将《红楼梦》视为一切之源，自认与曹雪芹一样，有着相似的身世感怀。

有趣的是，眼见新时代的洪流吞噬着旧世界的一切，张爱玲的态度却是“既不呼唤新生，也不批判过往”，仅仅是将世情冷峻陈列，供人品咂。从薇龙的选择上进行剖析，她一开始是作为一个“旅人”身份“闯入”香港的，身上背负一种晚清没落贵族的矜持与娇贵，对姑母的行为方式嗤之以鼻，自认足够强大，可以抵抗，但后来却步步沦陷。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沉迷满橱的华服还是身不由己爱上乔琪乔，最终沦落到名为妻子实为娼妓的境地，薇龙的沦陷绝非外界所逼，而是清醒屈从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姑母自始至终充当的只是蛊惑者角色，而欲望才是薇龙悲剧的主谋。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评论将《第一炉香》看成是一个女性自我实现的故事，认为在那个时代，薇龙或姑母的选择颇有些先锋意识，“尽管她们依靠男人生活，但她们以‘堕落’对抗礼教，没有甘于成为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

事实上，张爱玲恰恰是一个对女性性别意识高度自觉的作家，她曾在《谈女人》中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又如，“说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这种论调表明张爱玲的态度，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劣势也存在自身的责任，因为有部分女性自愿屈服或成为男权的同谋”，而《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想见，在20世纪40年代的魔都上海，这样一篇既没有旧小说惯有的善恶对立，也不见新文学的宏大主题的作品的发表，是怎样搅动文坛的。难道这个23岁女作家的笔法趣味单纯就是“冷酷”与“奇情”？有人将这种气质归为张爱玲的原生家庭影响所致，认为出生在仕宦家庭见惯利益纷争与钩心斗角，而父母感情的破裂又令她过早览尽世态炎凉，所以才锻造了这样一颗清冷凉薄之心。也有人认为因其学贯东西，这种东西无碍的思维方式使其文学观及文学技艺的更深处，隐藏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叙述理性，“冷眼旁观”绝非凉薄无情，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共识。

无论如何评价，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写出了普遍的人性。在她笔下，无论是葛薇龙、《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色·戒》中的王佳芝、《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她们都是真实的人，而且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尽管那个未来未必走向幸福”。毕竟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现代女性如何寻找出路的问题，永远是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尽管张爱玲说她没有写史的志向，也不想触及革命、历史这样的主题，只写“男女之间这些不相关”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你没法脱离那个时代背景去理解她作品里的人物，比如乔琪乔。

除了选角争议，很多观众理解不了彭于晏饰演的男主人公乔琪乔为何要浪荡如此？明明对薇龙常有瞬间的深情与不忍，却无法停止在情场作恶？婚姻作为人生安稳的表现，他为何会那么抗拒？

仅仅用“渣男”这个词来评价这个人物是非常偷懒的。其实在小说中，乔琪乔的身份焦虑贯穿始终。张爱玲有意设置他的身份是中葡混血，这是个比起黄种人还要边缘的身份。姑母梁太曾骂他，“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西班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可见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

“杂种人”的身份意味着不被承认，在社会中受挤压、被轻视。这导致乔琪乔的心理扭曲，脾气阴沉。小说里，乔琪乔同母异父的妹妹周吉婕受不了这种“殖民地的空气”，一心希望离开香港。在对着薇龙的一次倾诉中，她指出“杂种人”在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上的狭窄，“杂种人只能找杂种人”，“因为受了外国式的教育所以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他们的社会也不会答应”。

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使得乔琪乔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他的表面看起来风光，其实经济处境非常卑微，与薇龙的婚姻更多出于生计的考虑。从这个层面理解人物，也许观众不再纠于电影中乔琪乔面对父亲、薇龙的几次近乎孩童式的撒娇表现。彭于晏其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悲可怜之处的。

當然，无论如何去分析，许鞍华的《第一炉香》都有简化张爱玲之表达的嫌疑，虽然许鞍华不止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她是想把这个故事拍得简单些，不希望让观众看完后“看到很多深刻的道理”，她想要拿这个故事的壳子“好好爱一次”。事实证明，不仅是张迷，就连普通观众也是不买导演这次任性的账的。

这毕竟是张爱玲笔下的故事，人们之所以痴迷于她作品中那“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文字之间裹挟的“惘惘的威胁”，是因为她的作品具备那种能力，那种“每当人们遭遇相似困境时，总能从她的人生和文本中看见相似的内容，并能感受到某种出路和可能性，无论是通向个人解放，还是说我们注定摆脱不了的那些生而为人的羁绊”。

上海女学生葛薇龙（马思纯 饰）求学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俞飞鸿 饰），被梁太太利用，当作诱饵来吸引男人，葛薇龙渐渐沉迷在纸醉金迷中，后来被花花公子乔琪乔（彭于晏 饰）吸引，为了继续过声色犬马的上流社会生活，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费尽心机嫁给了乔琪乔，最终沦为姑母梁太太和乔琪乔敛财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