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誉及其变化的条件
——兼论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文/蒋芳菲 王玉主

对国家来说，信誉既是一种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社会资本”和“隐性资产”，也是一种能够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软实力”。尤其对于迅速崛起、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对国际信誉的重视和培植不仅关乎自身长远发展，更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信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实力不对称和意图不确定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如何才能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一直是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尽管中国积极践行合作抗疫，并赢得了疫情防治形势向好的局面，但中国的国际信誉却因部分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的各种负面论调而受到了较大损害。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实际上为中国迅速提升国际信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际信誉？国家如何才能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根据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国际信誉：概念界定

国际信誉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前沿领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国际信誉尤其是国际战略信誉的关注和研究显著增加。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国际信誉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国际信誉研究增添了更多“中国色彩”。然而，既有研究对国际信誉的界定和阐释仍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一是大部分研究都将国际信誉与国际战略信誉、声誉、威望、国家形象等相关概念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从而对我们深入理解国际信誉的本质及其培植路径产生一定的误导。二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信誉问题的解释路径大都局限于威慑理论和同盟理论，并认为国际信誉主要是通过评估国家对威胁（敌人和对手）的威慑和惩罚记录来考虑的。这种理解不仅过于片面，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冷战思维。三是国内外大部分既有文献仅停留于国际层面的分析，而相对忽略了国内社会状况对一国国际信誉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国际信誉是一国内政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综合反映。难以取信于本国民众的政府不仅难以取信于其他国家，还更容易强化对他国的威胁感知，从而对本国和他国培植国际信誉的成效都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将国际信誉定义为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对一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综合评价。其中，对“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维度。（1）对一国的硬实力，也就是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实力能够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的感知和认可。（2）对该国政府领导能力、协调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动员能力等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的信任和期待。“意图可信赖性”则主要包含五个维度。（1）该国政策行为的“可预测性”，即是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2）该国的责任感和可靠性，即对内是否愿意履行对民众的承诺，对本国民众负责；对外愿意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履行国际义务，信守对他国的承诺和约定，并愿意对他国的信任行为作出积极反应，即便这意味着牺牲部分短期国家利益。（3）该国秉持的价值理念、内外言论与实际政策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4）该国政策行为的诚实度和透明度，即该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是否坦诚交流、真诚合作，使他国感到安心，不担心、不怀疑该国具有欺骗、利用或侵害自己的意图。（5）该国政策行为的“善意度”与“仁义性”，即该国是否愿意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或关切他国利益，愿意靠引导他国合作而非武力、强权或背叛来获益，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他国实现互利共赢，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利益冲突。

信誉与信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说信誉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可信赖性（是否值得信任）的综合评价，那么信任则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心理预期和行为选择。前者侧重信任客体，后者侧重信任主体。由于单方面的信任往往难以持续，因此国际信誉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被他国所信任，也更容易信任他国，反之亦然。

国际信誉与国际战略信誉都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行为选择的映射，以及建立于他国评价基础之上的一种国家声誉。两者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且都包含了对国家政策行为“可预测性”“可靠性”以及“言行一致”等方面的考察，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意图。然而，两者仍有差别。一是国际战略信誉主要考察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可信度，尤其注重国家在处理对外军事同盟关系和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时的政策行为选择。而国际信誉不仅需综合考察一国对内、对外政策行为的可信度，其所涵盖的领域范围也更广。在国际社会中，资源禀赋各异的国家建立、维持和提升国际信誉时所倚重的领域很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二是对于长期维持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来说，频繁使用武力等手段威慑或惩罚（潜在）外部安全威胁的行为可能有利于维持和提升该国在盟友中的国际战略信誉，但可能会对该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严重损害。因为这些行为不仅可能会损耗该国的硬实力，也很可能会让更多其他不结盟国家增加对该国的安全焦虑，并对该国善意度和仁义性的评价大大下降。

信誉与声誉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一国内政外交的综合反映，都基于他国对该国政策行为、过去历史和互动经历的长期考察和综合评价，都有助于其他国家认知和评估一国政策行为背后的国家意图。对国家来说，国际信誉的提高有助于其国际声誉的改善，较高的国际信誉和较好的国际声誉都是外部世界对该国的认可。但两者的性质、侧重点、涵盖范围有所不同。信誉主要侧重于对国家“可信赖性”的评价，反映了他国对一国政策行为的信任和认可程度。由于国际信誉体现的是国家对长期利益和国家间信任合作关系的重视，因此国家一般无法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实现某一特定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标。国家对国际信誉的工具化利用不仅会导致自身的国际信誉受损，也会破坏与其他国家间的信任关系。而声誉主要指他国对一国行为方式、主要特征或一贯表现的综合评价，更加侧重于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由于声誉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信息帮助国家在外交决策中预测不同国家的行为，因此常常被当作一种手段或工具来实现特定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目标。可见，声誉的涵义更加综合、全面，运用更加广泛，它所传达的国家意图也更加多元。声誉既可以包含信誉，也可能包含其他维度，比如战略信誉和威望。

与信誉一样，威望也需建立在他国评价的基础之上，也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也属于国家声誉的一部分。但相对而言，信誉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更浓的道德色彩，而威望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更浓的权力色彩。在国际社会中，一国信誉的高低需基于对该国能力、理念、行为及与他国互动过程的综合考量；而一国威望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因此，小国往往难以树立国际威望，但可以在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提升其国际信誉。大国可能具有较高的国际威望，但并不一定会有较高的国际信誉。例如，大国使用武力侵犯小国的行为能够证明自身实力，从而提高该国的国际威望；但这一行为会加剧其他国家对该国意图上的疑惧，从而有损其国际信誉。

此外，与国际信誉相似，国家形象也是一个包含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综合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意图。良好的国家形象往往有助于其他国家增强对该国的善意感知，从而也有利于该国培植国际信誉；国际信誉的提升反过来也有助于该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但两者的区别有三点。其一，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内外政府、媒体和民众对一国本身及其政策行为、各项活动和成果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其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加广泛，评价主体也更加多元。其二，通过外交言论、媒体报道等手段对外进行话语体系建构和舆论引导往往是各国塑造自身形象、影响他国形象塑造的最主要途径。然而，尽管国际信誉的培植也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强调国家在内政外交中的政策行为（及其后果）和“言行一致”，而不是话语构建。其三，一国国家形象很有可能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偏差，且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甚至可能被长期“标签化”。这既可能是该国长期自我认知偏差或主动自我建构的结果，也可能是受到了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媒体的长期影响。然而，由于其他国家对一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会随着信息、国内外环境、决策者主观认知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容易受到国家在国际重大危机或关键事件中行为选择及其后果的影响，因此国际信誉更容易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往往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信誉的变化及其条件

国家要培植国际信誉，至少需要在五个方面付出长期努力：一是不断增强本国硬实力，夯实物质基础，拓展可支配的物质和战略资源；二是全面提高本国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三是对本国民众负责，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巩固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四是对外建立、增强和拓展互信合作关系，承担更多与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多采取能够展现自身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政策行为；五是增强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本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和积极评价。

本文将这五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初步构建了观测和评估一国国际信誉变化的指标体系（见表1）。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国国际信誉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该国在上述五个维度表现的综合结果（即五个因素的乘积），而不是总和。我们需通过综合观测和多维比较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整体表现来判断该国国际信誉的变化趋势。此外，这五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由于不同维度所针对的领域范围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侧重点不同，因此这种促进作用仍是有限的。

表1 国际信誉水平观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2008—2020）

（一）2008—2019年间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信誉整体经历了一个稳步提升、不断巩固的过程。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在五个维度的指标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一方面，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国内民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和政府公信力的显著增强。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制度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拓展和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在处理朝核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时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兼顾；在“韬光养晦”政策的指导下对地区领土争端和“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和中外利益冲突所表现出的审慎克制等。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硬实力都显著增强，但中国的国际信誉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反而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一是我国政府与企业在对外政策行为中的协同程度不足使我国国际信誉面临新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中国海外利益的迅猛增长，各国对中国政策行为的关注焦点已进一步延伸至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但由于部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当地社会文化的了解等原因，它们在海外开展项目时引起了一些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感，使其对我国信用度、责任感、善意度等评价都大大降低。二是近年来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政府公信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凸显，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培植国际信誉的国内社会基础，也增加了其他国家对我国政府可信赖性的负面评价。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仅美国和部分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政策协同程度急剧下降，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经贸摩擦和领土争端的风险、频率和强度也显著增加。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政策行为的可预测性、诚实度与透明度、善意度与仁义性等方面的负面评价，也增加了中国对这些国家意图上的不信任，严重破坏了它们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四是我国媒体报道的国际传播力不足和国际主流媒体对我国负面报道的显著增加，也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我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有所跃升，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地位一直相对边缘。另一方面，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数量和抨击程度都迅速增加。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掌控国际舆论导向的背景下，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意和不满情绪的增加，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及其民众对我国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

总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在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对外政策行为、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这四个维度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尽管国际社会虽然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有所提升，但对中国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显著下降。

（二）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国际信誉状况再次出现了一些更加快速而微妙的变化。

第一，从硬实力、综合治理能力和履约能力来看，此次疫情既凸显了中国经济基础雄厚、制造业门类齐全、供应链灵活、企业柔韧性强等巨大优势，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危机面前迅速作出决策部署、强化政府内部协调机制、灵活调动各类资源、动员企业和民众战“疫”积极性与自觉性的国家治理能力，表现出了较强的硬实力和综合治理能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评价。

第二，从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来看，此次疫情不仅大大提升了国内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内社会的凝聚力，从而有利于为中国国际信誉的提升巩固国内政治社会基础。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精准施策，为有效抗疫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全国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各项举措，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全力救治患者，认真采集并及时公布相关数据，尽力做到信息透明、防治结合，得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提升了国内民众对国家责任感和可靠性的感知，也增强了民众对于战胜疫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国家行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

第三，从对外政策来看，中国的“防疫外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策效果。一方面，疫情期间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增加，让更多国家增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正面感知，提升了对中国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疫情爆发后，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相关信息和数据，分享防疫经验，普及防疫知识；始终坚持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互帮互助、合作抗疫，并及时对日本、意大利、巴基斯坦、伊朗、塞尔维亚等多国施以援手。疫情期间，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更加客观、清晰地感知到了中国对外政策行为所体现的能力、责任、善意与仁义，并对中国逐渐产生了一种更加正面的认知和更加积极的预期。这既是其他国家对中国能力的认可和对各国共同利益目标的强烈感知，也体现了它们对中国在危机中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信任与期待。但另一方面，疫情不仅未能消除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深层次不信任因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国内社会的分裂和对中国的敌意，导致其对中国可信赖性的评价出现了更加消极的变化。一方面，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仅进一步削弱了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也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对华疑惧心理，并提升了它们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将“祸水”引向中国的动力。另一方面，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大肆炒作“中国病毒”、频频“甩锅推责”等行为也引起了中方的强烈愤慨，致使双方恶性互动显著增加，政策协同程度进一步下降，产生冲突的风险、频率和强度也进一步增强。这不仅映射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对彼此更加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感知，也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开展抗疫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困难。

第四，从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来看，此次疫情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影响力创造了契机，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地位，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与我国提升国际信誉的需求仍不匹配。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主流媒体逐渐成为国内外民众了解新冠疫情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都大幅提升，甚至与国际主流媒体不相上下。然而，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旧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和较强的舆论影响力，CNN、BBC等国际主流媒体在传播热度和广度上依旧表现强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疫情期间对我国的大量负面报道和“蓄意抹黑”仍然能够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的原因。

总之，此次疫情为我国提供了一次夯实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向国际社会展现自身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宝贵机会，也使我国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信誉状况有所改善，从而有助于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际信誉受损的不利局面。然而，疫情对国际格局和其他国家社会内部状况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在对外政策行为、国际传播力与舆论影响力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美、英等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可信赖性评价的消极变化。因此，中国若要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提升国际信誉，仍需付出更多智慧与长期努力。

结论

国际信誉的建立、维持和提升既不是无迹可寻，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基于对国际信誉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本文尝试从硬实力等五个维度探讨了国家培植国际信誉的主要路径，并初步构建了判断一国国际信誉相对变化的指标体系，从而为理解和研究国际信誉及其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然而，对于不同国家或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国家来说，不同因素对其改善国际信誉状况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这五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一国国际信誉变化的重要程度仍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本文的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多个维度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中国的国际信誉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害。2020年新冠疫情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感知和评价表现出了更大分歧。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一国国际信誉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有赖于该国决策者（及其团队）在国内-国际双重博弈中，对国家-市场-社会三维互动关系的深度考察和对“人”的深层关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抗疫中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对他国民众境遇的“感同身受”和利益关切，对国际道义的坚守，对大国责任的积极承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才让更多国家对中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发生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猝然爆发对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它们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客观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深入思考如何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裂缝提供了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