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的董学研究,周桂钿教授用力最专,贡献卓著。在他看来,孔子、朱熹都没有生活在盛世时代。但董仲舒生活的主要时代则是武帝的盛世时代,我们现在也是盛世时代。《天人三策》中所讲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大一统、调均、教育、官不与民争利、选贤使能,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盛世与否尚有争议,但其跃然纸上的现实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宗桂教授早在青年时期就立志研究董学,在《春秋繁露》文本上,练过童子功。他把董仲舒纳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谱系中予以考察和诠释,孔子尽管开启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先河,但并未从理论上、制度上和整个社会的群体实践的发展战略层面入手去落实问题。在儒学发展史上,董仲舒第一次把内圣外王熔铸为具有适度张力的有机系统,将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春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理政方略,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这些都极富启发意义。其“两千年之学,董学;两千年之政,汉政”一句,则概括了董仲舒思想的巨大影响,也更为吸睛。
以天制君,是董学的一大核心主张。黄朴民、李櫹璐的论文则将其嵌入到中华文明巫觇系统与政事系统如何形成的宏大历史场景下予以解读,凸显其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周即有“太史寮”与“卿事寮”(太师、太保主事),至春秋,卫献公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