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交汇下的二程学术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北宋中期，对儒家而言，是一个受本土文化（魏晋玄学为主）与印度文化（佛教为主）的双重激发而进入一个思想运动的新的高潮期，而就现实政治来说，又是一个各种治理危机出现与政治改革相交融的特殊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受到多方面影响、各种矛盾与因素共同促就的文化大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说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脱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据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学走向心性义理层面是循着汉魏隋唐的演进规律而来，有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必然性。然对于二程来说，他们并非是刻意为了融合性理之学而建构新儒学，而恰恰性理之学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同时，作为士大夫，二程与北宋中晚期的政治运动亦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卢国龙即认为：“就问题意识而言，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其所以采取推阐天道性命之理的抽象理论形式，是由北宋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及其历史进程所决定的。”[1]300可以说，二程并非先在地把握历史规律而主动地迎合政治文化运动，使之产生一个新儒学的结果，而是二程本身就是政治文化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