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受众理论下讲好“中国故事”策略分析

李艳芳 李凌云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近年来，中国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彰显硬实力的方面取得累累硕果。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还是无法与硬实力的发展相提并论的[1]。对外宣传是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和修辞学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两者都以受众为中心，强调对不同受众的说服，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实质上是汉语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的一场论辩。当然，修辞学视域下，对外交流和宣传的研究不占少数，但大多倾向于用伯克的“同一”理论来作为切入点。鉴于国际外交风云变幻，在应对具体的外交宣传事宜时，如果只采用伯克的“同一”理论，未免显得单薄无力。文章从佩雷尔曼的受众理论出发，通过具体分析习近平执政以来致非洲的两篇演讲，期望对伯克的“同一”理论加以补充，为解决中国对外宣传存在的问题提供更多视角。

一、文献综述

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大致是从传播学、政治学、语言学等角度出发来进行的。在修辞相关研究中，倾向于在“修辞劝说”这一大的框架内进行对外宣传研究，且主要是以伯克的“同一”理论作为着手点。如袁卓喜曾将西方修辞学的精髓劝说理论融入到外宣翻译研究之中[2]。其研究涉及到了佩雷尔曼和肯尼斯·伯克等人的修辞理论，但整体而言，仍是修辞劝说之于外宣翻译的影响，并没有明确上升到对外宣传策略这一高度。此外，张瑶、郑嘉禹合写的“同一”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海外认同构建研究——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为例[3]，是伯克“同一”理论在外交领域的应用较为完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