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惩罚的不孕
——论夏目漱石的《心》及《后来的事》《门》

于桂玲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心》(1914)夏目是漱石的晚年作品。它作为后期三部曲之一，曾被日本高中指定为学生必读经典；20世纪60年代，还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2014年《心》发表100周年之际，新潮文库版发行数超过700万册；2017年漱石诞生150周年，综合书店honto调查得知，夏目漱石所有作品中，《心》的读者雄踞第一位(10岁-50岁)，足见其影响之大。

一百多年来，《心》的先行研究概括起来包括：作品主题方面，漱石的弟子小宫丰隆首先以“先生”为中心指出《心》的不足之处，比如先生内心世界的描写不够充分；K的自杀为何导致先生如此沉重的罪恶意识；先生与夫人/静的接受者与施与者的关系有些模式化，等等。江藤淳则推翻了小宫丰隆对漱石“则天去私”的神话化，导入“他者”概念，阐明漱石文学是探究自我，摸索如何与他者建立关系的文学。小森阳一认为，先生抛弃了日本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伦理，却没能完全建立起新的靠信仰维系的近代伦理，其“心”是旧式的“kokoro”；同时猜测先生自杀后，“我”(上、中两篇的叙述者，仰慕先生的大学生)与静一起生活，我的“心”是现代的、西式的“heart”。[1]人物形象方面，经历从先生到K、再到夫人/静，一直到我的转变。对焦点人物的认识，经历了先生→我→静的推移。

静作为《心》的关键人物，与三千代(《后来的事》)、阿米(《门》)这些妻子形象相比，除了具有美丽、矜持、沉静的相似性之外，还有不孕或孕而不成的共性。她们都有意无意地诱惑了不该诱惑的异性，使其违背社会伦理道德，抑或致人自杀，所以不孕或孕而不成是对她们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