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
——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许浩然

元祐元年(1086)至八年，苏轼数度进入朝廷词垣，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侍读学士的词臣之职，撰述有相当数量的应制之作。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界较为主流的意见多从纯文学的判定标准出发，对这类撰述的文学价值评价不高。笔者则拟另辟蹊径，从苏轼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交错分合的背景来对这类撰述做出一番别样的论析。词臣作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中高层的知识精英，于其朝廷职任之外，还具有一层文化雅望的象征意义。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真宗之语云：“词臣，学者宗师也。”(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89页。就一般情况而言，词臣侪辈通常是被当作士林文章学问的表率人物而受到尊仰，其中的翰林学士尤为皇朝文学之极选。词臣衔职对于北宋时期苏轼文坛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熙宁、元丰时苏轼在地方任职及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杰出的诗文，已经充分显露出一代文豪的气象，那么元祐时苏轼的词臣之任则更为其文宗位望提供了仕宦地位的支撑。对此可略陈三点理由：其一，此期苏轼仕至翰林学士，达到了与至和、嘉祐间欧阳修一般的地位，欧、苏文宗位望相承的统序之能建立，苏轼此一与欧氏相埒的仕宦凭依不容忽视；(2)探讨欧、苏文宗位望相承的原因，除了可以述及欧、苏古文理念、成就的相继，以及彼此科举师生的关系，二者仕宦地位相继亦颇值得注意。赵令畤《侯鲭录》卷一“东坡十余岁拟谢对衣并马表”条载(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页)：“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是否确有其事，尚有待甄别，不过其能在文化史层面展现出一种通性的真实，提示出苏轼之能接续欧氏成为新一代的文宗，有他们二者皆仕至翰林学士的因素存在。其二，元祐三年，苏轼在翰林学士任上主持贡举，主贡之权能够在士林之中积累深厚的资望，是其文宗位望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其三，象征苏轼文宗位望的“苏门四学士”群体亦在此期正式形成，苏轼是以词臣之尊引领担任馆职的黄、张、晁、秦，故才有此之谓。即此而言，词臣生涯可以视为苏轼文宗位望形成、确立的时期。苏轼的词臣衔职与其文宗位望具有紧密的关联，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二者于意义的互涉之下，彼此的重心本位却存在明确的分野：词臣衔职毕竟属于官僚体系中的宦位职事，而文宗位望则在本质上是诗界文坛的雅望声誉。如果说词臣的仕位时刻受到政治权力的笼罩牵引，随着朝政风候的变化而转移升降，那么文宗的声名则往往能够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彰显出文化价值的永恒性。

我们在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如是交错分合的态势下来审视苏轼的词垣应制之作，就会领略到别样一番意境。在词臣衔职的意义上，苏轼的应制著述自是基于某种统治的基调，应朝廷之命而撰，体现了政权附庸工具性的特点，一旦此种统治基调消歇，这类撰述在政治上的功用也随即告以终结。然而，在文宗位望的意义上，应制文本中的某些篇章则会生发政治以外的文化意义，为时人所称慕，后代所追忆，转而成为苏轼个人诗文雅望的一种具体呈现，其文化价值因此而得以长存。由此可以说，苏轼的应制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了同一文本的两种生命形态：其在政治语境之中的生命史是有限而短促的，在文化语境之中的生命史却是持久而长存的。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择取苏轼的一篇应制之作《上清储祥宫碑》来作详细的考察。(3)就笔者阅读所及，尚未见到学界对《上清储祥宫碑》作出详细的专论，目前一些关于苏轼碑志文的研究中偶有略及该文，如赵征：《苏轼的碑志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第7、10、15、19、28页；王星：《苏轼刻石活动特点及其心理剖析》，《东南学术》2019年第1期，第213-220页。该篇碑文为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学士承旨任上奉敕而撰，意在宣扬元祐宽缓、安静的政治导向。碑文撰述作为中国古代金石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承载着立言永垂的“不朽”理想。但随着元祐时代终结，绍述政局改弦易辙，该文很快遭到禁毁，显露出应制之作工具功用“易朽”的一面。然而，除政治而外，该篇碑文还有延伸至文化一端的意义。在北宋士林的文事活动之中，《上清储祥宫碑》成为士林关注的对象。元祐碑立之时，士林对碑文的称慕，表现出苏轼的文宗位望与皇权威势相与合和的一面；绍述碑毁以后，该文并未因皇权的打压而被士林舆论否认，展示出文宗位望之于政治的超然性。而且，《上清储祥宫碑》在文化上的影响还延及后世，成为苏轼文坛声名的象征，后人基于这篇碑文的追忆活动与文字更彰显出苏轼文宗位望超越朝代更迭的“不朽”意义。如果说学界对苏轼的考察，目前较为主流的理路仍是倾向于在“清风明月”的自然意境中构建一个较为纯粹的文学形象，那么本文则试图在深殿高阁的词垣景观中，于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的交错纠葛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学形象。

一、元祐之政与应制之作：苏轼《上清储祥宫碑》的撰作

上清储祥宫是北宋一处皇家道教宫观，位于汴京朝阳门(后称新宋门)内道以北。该宫观为端拱至至道年间太宗以其在藩邸时所受太祖赍赏之物贸易得资建成，初名“上清宫”；仁宗朝失火焚毁，神宗朝下诏重建，并以其为储蕴赵宋皇嗣福泽之地，改名为“上清储祥宫”，至高太后当政时出资，于元祐六年九月俾使建成。(4)关于上清储祥宫的沿革，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四五、三○三、四二○，第806、3494、7375、10165页；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周宝珠、程民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3页。上清储祥宫之于赵宋皇室，具有权威象征与祷嗣方术两方面的意义：一则其始建因由关涉太祖、太宗之间的“友爱”关系，可以视为太宗对自身承继太祖帝位合法性的一种策略化的强调，可谓从始建起即被附着了政治权威的象征意味；二则其在神宗时被增以“储祥”之号，由此又被赋予了为皇家祷嗣的方术功能。至元祐时期，上清储祥宫的重建意义在为哲宗祈求皇嗣的方术功能方面颇有弱化，而在凸显高太后主政基调的权威象征方面却有相当明确的体现。

元祐时高太后与旧党群体的政治取向，一面在宣传的表述上高举神宗的旗帜，声称元祐之政秉承了神宗的遗意，另一面在实质的施为层面更改神宗的变法主张，力图恢复宽缓、安静的政局。(5)参见朱义群：《“绍述”压力下的元祐之政——论北宋元祐年间的政治路线及其合理化论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1-140页。在这样的策略下，高太后与旧党臣僚对于神宗的诸多政治遗产做出了相应的处理。以元祐编修、颁赐《神宗皇帝实录》《神宗皇帝御制集》等官方文献之事为例：编修实录名义上是要存神宗一朝政史之实，但旧党人物却借修纂之机，极力为己正名，排斥新党，并刻意将神宗的立场与新党的政见区分开来；(6)参见谢贵安：《宋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5-411页。编修御制集名义上是要标举“神宗文章自万世不朽”的成就，但因集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峻斥大臣”即贬斥旧党的言论，高太后最终决定不予颁赐群臣。(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四、四五九，第10455、10989页。可见以上二书作为神宗政治的遗存，其主旨之倾向、流传之显晦其实是由高太后与旧党的意志所决定的。

上清储祥宫于神宗时下诏复建，亦可谓是神宗统治意志的遗存之一，但其营建工程却是在元祐时依靠高太后的支持而完成的：复建费用出自高太后私人的“妆粉钱”，(8)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第113页。并由其亲信宦官陈衍总领工程。(9)参见《宋史》卷四六八《陈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650页；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梓人抡材”条，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上清储祥宫的复建名义上是秉承了神宗遗意，而实质上其却象征着高太后的权威：宫观建成以后，出于高太后的一己之意，朝廷下达了宽赦天下罪囚的诏令；且宫观中设有高太后的本命殿，哲宗前去宫观观瞻，须破格亲入殿中焚香朝拜。(10)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第11139、11135页。

《上清储祥宫碑》即是苏轼在上述元祐政治背景之下的应制之作。苏轼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时间颇短：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赴朝实受承旨告命，八月五日即外知颍州，(11)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75、989页。实莅其位只两月有余。在如此短暂的任职中，苏轼撰写《上清储祥宫碑》的用时却颇长，六月十八日奉诏撰文，二十六日上《撰上清储祥宫碑奏请状》，奏请颁示宫观史料以资撰述并建议文章体例，最终文成于七月，并予书石。可以说《上清储祥宫碑》是苏轼在承旨任上耗时最长、思虑最详、用力最勤的一篇应制之作，并获得哲宗题额殊荣，立于皇家宫观之中，洵可视为苏轼应制之作中的一篇代表作品。

苏轼对上清储祥宫之于高太后权威的象征意义深有领悟，其碑文的立意绝不仅限于为皇家宫观重建作记的范围，而是通篇叙议隐显结合地紧扣于高太后主政之下宽缓、安静的政治主题，可以视为元祐之政的一篇代言之作。碑文主体分为三段，以散文之体撰成，结尾附有四言铭文。前段介绍了上清储祥宫的历史沿革，着重叙述了元祐宫观重建过程中高太后“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钱不可发”的节用理念，暗示着元祐政治宽缓的导向。中段论议道家黄老之学与方士之言的本末之别，指出“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乃道家思想的根本所在，且与儒家经典有内在的契合，而方士的各种飞仙丹药之术则为道家流派的枝末小节；提出对于道家理念的吸收应当重本轻末，并追溯了西汉以黄老之学理政，天下为治的史事。上清储祥宫自神宗时业已成为为皇家祷求子嗣的道教场所，被赋予了明确的方术功能。苏轼却有意弱化了这一功能，将宫观的意义引申至无为、虚明、不争的黄老思想，为倡导元祐的宽缓政治作出铺垫。最后一段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元祐之政的内涵作出了正面的宣扬：“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上以终先帝未究之志，下以为子孙无疆之福。”正式将宫观重建的意义纳入元祐之政的话语体系中，并特意提及“终先帝未究之志”，将神宗遗意与元祐之政相与关联，使后者的合理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12)苏轼：《上清储祥宫碑》，《苏轼文集》卷一七，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3-504页。整篇碑文由皇家宫观的重建记述过渡到元祐朝政的代言之旨，其间节用理念之阐发、道家思想之论议、汉代史事之征引、神宗遗意之关联，皆表述得稳重妥帖，略无枝蔓，共同拱卫着高太后主导的政治主题，充分展示出了应制之作工具性的功用。

二、皇帝阙位与新党之劾：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在政治上的“易朽”因素

元祐诏令苏轼为上清储祥宫撰文之初，朝廷并未明确规定撰文体例，苏轼上《撰上清储祥宫碑奏请状》特予建言：“臣窃见朝廷自来修建寺观，多是立碑，仍有铭文，于体为宜。”(13)《苏轼文集》卷三二，第915页。朝廷许其奏请。由此，上清储祥宫碑文的撰述之事与碑刻的“不朽”理想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随着绍述之政到来，最高统治者由高太后一变而为哲宗，主导朝局的政治力量由旧党人物一变而为新党一派。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作为元祐政治的遗存，很快遭到禁毁：苏轼本人遭贬，其碑文亦被朝廷敕令磨去，于绍圣四年(1097)改由哲宗朝的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新撰。(14)参见《宋史全文》卷一三下，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891页。短短数载，碑文更替，回视元祐立碑的“不朽”期愿，亦令人叹喟。可以说此一事件为苏轼该篇应制之作政治功用的终结划定了明确的标志。

苏轼《上清储祥宫碑》的被毁自有绍述新党政治的大背景存在。而于此背景之下，我们如能再就文本内外的具体问题来探讨其文更为直接的“易朽”因素，则或许能对权力消长变更、人物升降转移之际，词臣应制之作存替去取的历史情势，获得一番更为真切的了解。考察碑文内容以及苏轼撰碑时外部的人事环境，可以发现，其碑早在元祐时就已潜伏下了绍述时被毁的伏笔，以下将从两个方面来作阐述。需要提前指出的是，作此论述，蔡京新撰《上清储祥宫碑》的相关文献颇具参照价值。虽然蔡碑全文已佚，但元代许有壬所作《上清储祥宫记》中对蔡碑的片段文字有所征引，据之可睹其鳞爪。另外，宋代笔记文献对蔡京撰碑之时的人事有所记载，亦可引为参证。

首先，就碑文内容而言，苏轼碑文显示出哲宗皇帝身份阙位的现象。上清储祥宫之于赵宋皇室具有权威象征与祷嗣方术两方面的意义，以常情度之，词臣撰述宫观碑文，其主题必当要聚焦于皇帝本人的功业，以及对其子嗣繁茂的祈愿。然而，苏文在凸显高太后主政权威的基调之下，对于以上主题是颇有损抑的。当时哲宗尚未册立皇后，碑文未予涉及为哲宗祷嗣的内容，此一主题的阙失显露出哲宗的尚未成熟。至于皇帝功业，文中但凡提及哲宗之处，每每都要述及高太后。例如：

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圣母成之。……允哲文母，以公灭私。……佑我文母，及其孝孙。(15)苏轼：《上清储祥宫碑》文，《苏轼文集》卷一七，第504页。

在这类叙述中，高太后俨然成为赵宋历朝皇帝功德、意志正式的承接者，哲宗则并非以独立治政的君主形象示人，而更多是作为一名“孝孙”，陪衬于高氏“文母”的权威之侧。此样行文显然有损于哲宗的威严，待至哲宗亲政以后，苏碑之难以久存，自是能够想见的必然之事。

与苏轼碑文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蔡京碑文，许有壬文中保存有蔡文论议赵宋皇嗣的一段文字：

宫(即上清储祥宫)在国东，为震，为春，为仁，于应为子孙。太宗作宫，子孙众多。笃生真宗，受封国者八王。火于仁宗。再造于神宗，亦子孙众多，受封国者九王。

这段文字将上清储祥宫的兴毁，与北宋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子嗣的多寡作了对应的论述。可以想见，此当是为后文着重祈祝哲宗子嗣繁昌的内容作出铺垫。许有壬讥其“几于法巫医史之说”。(16)以上引文参见许有壬：《上清储祥宫记》，《圭塘小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2页。蔡京碑文的格调或许不高，然而在此更值得注意者当是蔡碑作为工具性文本的表述立场。蔡碑所立的绍述时代，哲宗已然成年、册后、主政。以哲宗为主导的朝廷在体制层面有一个阙失日益凸显，即哲宗无嗣，皇储乏人。因此，为哲宗祈求皇嗣是绍述外朝内廷日常之间必然涉及的话题。即以蔡京为例，其担任翰林学士时曾为哲宗宠信的刘贵妃撰写帖子词，中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之句，(17)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8页。其所寓意正是为哲宗祷子。在绍述如此的政治氛围中，上清储祥宫自当会由之前宣扬元祐之政的象征功能，回归到为皇帝祈求子嗣的方术功能。蔡京作此阐述，自为题中之义，其所展现的是一个以哲宗为中心的政治语境，迥异于苏碑以高太后为中心的论调。

其次，就撰碑外部的人事环境而言，元祐苏轼撰碑之事直接笼罩上了新旧党争的阴影。洪迈曾引述北宋孔平仲《野史》中的一则史料：“苏子瞻被命作《储祥宫记》(即《上清储祥宫碑》)，大貂陈衍干当宫事，得旨置酒与苏高会，苏阴使人发，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堕计中。”(18)洪迈：《容斋随笔》初笔卷一五，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页。董敦逸是一名与新党势力存有关联的人物，元祐六年其任监察御史，曾上章弹劾过苏轼，称“苏轼昔为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19)《宋史》卷三五五《董敦逸传》，第11176页。学界将此董氏劾苏事件视为以后绍述新党反攻旧党的先声之举。(20)参见诸葛忆兵：《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第100-105页。而由上引《野史》可知，当时董氏所劾内容并不止于苏轼旧日之言，更包括当下之事，即苏轼撰碑时与宦官陈衍颇有酒宴相交的行为。此事在旧党当政期间并未危及苏轼的地位，然而待至绍述时期，又被新党重提，成为苏轼的一项罪名。《宋史》载绍述时事：“张商英亦论：‘衍交通宰相，御服为之赐珠；结托词臣，储祥为之赐膳。’盖指吕大防、苏轼也。”(21)《宋史》卷四六八《陈衍传》，第13650页。此亦是苏碑难以存于绍述的一个具体因素。

与苏轼撰碑遭劾之因形成鲜明比照者，则又可提及蔡京撰述新碑之事，蔡京季子蔡絛《铁围山丛谈》备载蔡京撰碑书石之时所享朝廷的优厚待遇：

改命鲁公改更其辞。……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宫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号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则供张甚盛，肴核备水陆，陈列诸香药珍物。公食罢，辄书丹于石者数十字则止，必有御香、龙涎、上尊、椽烛、珍瑰随赐以归。(22)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页。

其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之语颇值得注意，由此可知蔡京撰碑之时所享诸般酒食物件赏赐，亦皆是由宦官居间料理安排，其事实类同于苏轼撰碑期间受到陈衍的招待，可见朝廷规制历来如此。然而在新党得势的时代里，苏轼之事成为被清算的话题，蔡京之事则被引为自矜宠遇的谈资，二者差异尤可见出党派之间相与倾轧的现实。

三、北宋士林的文事与舆论：《上清储祥宫碑》与苏轼的文宗位望

苏轼《上清储祥宫碑》作为一篇词臣应制之作，其在北宋后期政治语境中的生命史展示出如上荣枯代谢的形态。然而，该篇碑文的意义又并不止于政治一端，其还延伸至了北宋士林文事活动与舆论见解之中，得到过士人阶层的广泛关注，成为苏轼文宗位望一种具体的呈现。

首先，《上清储祥宫碑》相关史料对于元祐时期苏轼所享的文宗位望确曾有过表述，在此即以秦观《次韵蒋颖叔南郊祭告上清储祥宫》一诗为例。元祐七年户部侍郎蒋之奇(字颖叔)奉诏祭告上清储祥宫，因作《南郊祭告上清储祥宫》之诗，秦观作此和诗。蒋诗目前只有残句存世，(23)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册，第8035页。而秦诗则保留完整。秦诗中有“标题动宸翰，撰次属鸿生”一句述及《上清储祥宫碑》之成，哲宗题额、苏轼撰文之事，(24)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其以“鸿生”称誉苏轼。“鸿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羽猎赋》：“于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25)《文选》卷八《畋猎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秦观并未直接以翰苑词臣的职名指称苏轼，而是冠之以具有学术文化意味的“鸿生”。以此称代替职名，固然有使用韵字的考虑，但亦明确指向了前文所论词臣职事在文化雅望上的象征之义。此称之于苏轼，尤其凸显出了苏轼有别于官僚面貌的文士风采，可以看作是对元祐时苏轼文宗位望的一种表述。

秦观诗中以“宸翰”与“鸿生”对举，将皇权威势与文宗位望并置，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颇值思考：元祐碑立之时，苏轼的文宗翰藻为皇权政治的导向发挥了润色之功，而皇权任命的撰述之务亦为苏轼文宗声名的传扬提供了推助之力，二者可谓是相与合和、互为映衬。然而，文宗的位望又并非仅系于与皇权关联之一端，它还具有超轶皇权笼罩的文化意义——其在广大士林的范围内彰显出文学的光辉，得到士人阶层普遍的认可与推服，并不会因为皇权意志的一夕更改而被否定。然则文宗位望与皇权威势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层对峙的张力值得注意。《上清储祥宫碑》的意义在由词臣应制的政治语境一端向士林文事的文化语境一端延伸的过程之中，真切地展示出了文宗位望与皇权威势从合和到对峙的演变态势，正是在此一态势之中，苏轼文宗位望之于政治超然性的一面逐渐得到了明晰的彰显。

《上清储祥宫碑》在北宋士林的传播情况最初显示出文宗与皇权合和的一面，在此可于元祐时期程颐与米芾的相关史事中窥见。元祐时程颐与苏轼同属旧党，不过彼此学说不合，相与非议，形成了洛学一派理学之士与蜀学一派文学之士之间明确的分野。然而，对于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程颐却表达过难得的赞许之意。《邵氏闻见后录》载：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2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五，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程颐在讲论理学的场合向门人谢良佐(即谢显道)言及《上清储祥宫碑》，深赏苏轼能将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与儒家经典之语合而论之，指出其说最能切中儒学论仁的义理。

元祐时米芾与苏轼之间颇有切磋书法的雅事，二人曾“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27)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徐时仪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0册，第289页。南宋周密《烟云过眼录》载有一则关于米芾书法的史料，透露出元祐时米、苏二氏曾有共写《上清储祥宫碑》书法之事：

米老书自作《上清储祥宫碑》，川纸上大字书。……乃与东坡同作，米意极自得，然(此处似脱一“谓”字)非为坡文压倒，则此老必叫屈也。(28)周密：《烟云过眼录》卷上“王子才英孙号修竹所藏”条，邓子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07页。

米芾与苏轼在切磋翰墨的场合以《上清储祥宫碑》之文作为选题来“同作”书法。米芾将己书引为自得之作，不过他终是服膺、追慕苏轼，甘认己书难及苏书。

以上程颐讲学、米芾习书之事的性质，皆有别于朝廷政务，而属于士人阶层日常间文事活动的范畴。程、米在各自事中或是称赏苏碑义旨，或是追慕苏碑书法，二者彼此呼应，以点映面，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上清储祥宫碑》在北宋士林文化语境之中的影响力，凸显了苏轼作为一代文宗所受到的世人瞩目。然而，何以是苏轼该篇碑文而非其他著述能在当时受到如此程度的关注？论其个中因由，苏轼文宗位望背后皇权的推动之力实不容忽视。虽然上引两则文献内容对于这层权力的义涵未予揭示，但以常情度之，元祐士林之所以会特别关注苏碑，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当在于其特有的政治意义——苏轼此文是以承旨手笔，承高后敕命，基于元祐皇权的政治意向所撰的一篇代言之作，并以帝王撰额的形式得到皇权正式的认可。士林瞩目、称羡其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追随元祐政治的姿态。其中程颐暂摒学说之异，着力称赏苏碑之举尤是显例。然则上述史事颇能反映出苏碑在向文化语境延伸的过程之中文宗与皇权的相与合和，可以视为秦诗“标题动宸翰，撰次属鸿生”一幕具体的写照。

然而，上述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在元祐时代结束以后的岁月里，苏碑的传播逐渐显示出文宗与皇权对峙的态势。绍述时苏碑被毁之后士林中流传的一首七绝诗作，费衮《梁溪漫志》载：

东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储祥宫碑》，哲宗亲书其额。绍圣党祸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长别撰。《玉局遗文》中有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题云：“绍圣中，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作也，戏录之，以益箧笥之藏。”此诗乃东坡自作，盖寓意储祥之事，特避祸，故托以得之。味其句法，则可知矣。(29)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录沿流馆诗”条，金圆整理，《全宋笔记》第五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册，第172页。

《玉局遗文》即《玉局文》，为苏轼所撰的一部文集，现已亡佚。(30)参见卿三祥、李景焉：《苏轼著述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91页。《梁溪漫志》言《玉局文》中录有一诗，为绍圣年间苏轼于贬谪中所得，咏及唐代韩愈奉敕撰《平淮西碑》，后为朝廷磨去，命段文昌改撰的史事。此诗即为影射苏轼、蔡京《上清储祥宫碑》去取之事而作。宋人对于该诗多有关注、论议，有人认为此诗即为苏轼自撰，又有人称言其为苏轼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撰，所述不一，目前亦难以确考。(31)除了《梁溪漫志》，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65页)亦引他人之说，谓其诗“乃东坡窜海外时作，盖自况也”。然而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2804页)则云：“后见韩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即江端友)诗。”又《侯鲭录》卷二“临江军驿舍题诗”条小注(第64页)称：“或云张文潜作。”而之于本文，更值玩味之处在于该诗将苏轼比作韩愈的论调，苏轼愿意将之录入集中，士林又对之传扬甚广，至少能够表明他们皆对此论的认同。

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引领者，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32)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第509页。可谓推崇备至。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晚年遭贬之时，追味平生遭遇之际，颇有言论将自身与韩愈的命运相与类比，对此学界已有述及。(33)参见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138页。在此可略举苏轼《东坡志林》之语：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直(“直”当为“南”之讹)斗。”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34)苏轼：《东坡志林》卷二“东坡升仙”条，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苏轼借命格之论体悟平生遭际，并未对人生的失意报以过多的怨望之情。在沉静的思考之下，他将自己的际遇与韩愈的运命相与关联，表述了一种必然的宿命感，揭示出卓尔文宗难以见容世俗议论、易遭毁谤的命运。这番心境超脱了当下仕途的得失之心，跃升为与文章先贤气运相连的惺惺之意。《玉局文》所录七绝诗作亦可在此层背景下作出理解：绍述时的皇权威势虽然终结了苏轼的仕途，但苏轼的文宗位望亦已超轶了皇权的笼罩。在文章之事千古相承的意义上，苏轼接续于前朝韩愈的事业，此一文脉的承接延绵不绝，为苏轼所自许，更为士林舆论所普遍肯定与称扬，并不会因为皇权意志的打压而被否认。“断碑”之下，仍称“吏部文章日月光”，个中或许隐存着些许眷恋元祐之政的情结，但更为明确的表达之意，无疑是对苏轼作为一代文宗，文名“不朽”的期愿。由此，《上清储祥宫碑》的意义逐步脱却应制之作政权附庸的属性，渐化为苏轼个人文坛雅望的一种象征。此一意义转变之迹折射出文宗与皇权对峙的张力，苏轼文宗位望之于政治语境所具超然性的一面亦被明晰地呈现出来。

四、文宗位望的“不朽”：后代对苏轼《上清储祥宫碑》的回声

《上清储祥宫碑》在北宋的文化语境中最终展示出苏轼文宗位望之于政治的超然性。南宋、金、元时代，这篇碑文仍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相关人事有：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编选《皇朝文鉴》(后世称之为“宋文鉴”)，将苏碑文选入集中；(35)参见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七，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08-1110页。权臣韩侂胄编刻《群玉堂帖》，将苏轼奉敕书碑的书法收入其中；(36)参见《苏轼法书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33-154页。南宋时《上清储祥宫碑》的碑刻虽早已不存，但苏轼奉敕书石的翰墨真迹尚存，迟至元代尚有对此墨迹的记载，参见胡祗遹：《跋东坡储祥墨迹》，《紫山大全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258页。另外，揆以情理，苏碑未毁之时，当世会有相当数量的拓本，其中当有留存于南宋时代者，这些都可成为《群玉堂帖》据以摹刻的资材。金代翰林学士赵秉文游览上清储祥宫旧地，作诗咏及苏碑；元代文臣许有壬承全真道士之请作《上清储祥宫记》，对苏碑义旨称颂有加。(37)参见《圭塘小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632页。其中赵秉文之事尤其值得注意，其事彰显出北宋苏轼文宗位望的文化意义在有金一代的延续，很好地呼应了《玉局文》所录七绝诗作对于文宗文名“不朽”的期愿，对此我们来作较详的阐述。

南宋时期，上清储祥宫的所在地汴京为金人所占。在金朝统治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清储祥宫“颓毁已甚”，(38)南宋乾道五至六年(1169—1170)楼钥使金，经过上清储祥宫，对其状况有如是的记录，参见楼钥：《北行日录》卷上，《楼钥集》，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3页。直到金后期迁都于汴，(39)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迁都汴京，参见《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305页。方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被重新修葺。修葺后的宫观被删去“储祥”之号，又改称“上清宫”。新葺的上清(储祥)宫对于金朝当时的士大夫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们之中颇有人物热衷来此观览流连、撰作诗文，追怀苏轼文踪、标举文士气度。这些诗文雅事以地缘因素，承载着对于苏轼的文化记忆，是金代文学史一道值得留意的景观，而其中的中心人物即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为金代著名文臣，堪称金中后叶的文章宗主。据许有壬的记载：“金源氏复葺(上清储祥宫)，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有文。”(40)《圭塘小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632页。赵秉文曾为重葺宫观撰写文章，但该文现已全佚，不详其体裁究竟为碑文，还是记文，或是否为奉敕所撰，唯考之赵秉文于金兴定元年(1217)拜翰林侍读学士、兴定五年致仕，(41)王庆生：《赵秉文年谱》，《金代文学家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75-280页。可知其文应是在此一时段内撰成。

赵秉文一生追慕苏轼，于诗文中屡有述及。而且其人作为有金一代的诗文大家，屡被人喻为金朝之苏轼，如郝经即称颂他为“金源一代一坡仙”，可见赵氏与苏轼在各自时代中的士林雅望颇为相似。(42)郝经：《闲闲画像》，《陵川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105页。另外，赵秉文撰写上清宫文时为翰林侍读学士，与苏轼撰碑时所任之翰林学士承旨地位亦复相近。由此，赵氏就其撰文之事颇寓接续苏轼文宗位望的自矜之意，其有诗《上清宫二首》云：

霜叶萧萧覆井栏，朝元阁上玉筝寒。千年辽鹤归华表，万里宫车泣露盘。日上雾尘迷碧瓦，夜深月露洗荒坛。断碑脍炙人何在，吏部而今不姓韩。

暇日登临近吹台，夷门城下访寒梅。鳌头他日几人在，尊酒而今一笑开。秋潦渗余村径出，夕舂歇处野禽来。醉归扶路人争看，知是诗仙阆苑回。(43)张静：《中州集校注》丙集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24-826页。

前诗中，“千年辽鹤归华表”二句咏叹宋金易代，世事变迁；末二句则显然是对北宋《玉局文》诗“千载断碑人脍炙”二句的改写。赵秉文在感叹苏轼《上清储祥宫碑》的同时，更以新撰上清宫文寓比苏轼撰碑之事。后诗中，“鳌头”“阆苑”为赵氏自指其翰苑地位，“诗仙”则是其自矜诗才高妙。此外，赵秉文另有七绝组诗《游上清宫四首》描述自己在上清宫清修、赏景的生活。(44)《赵秉文集》卷九，马振君整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4-245页。值得注意的是，赵氏的上清宫吟咏并非自娱，他的身边还簇拥着同僚门生相与酬答，形成了一个文士唱和的群体。如与赵秉文同在翰苑任职的杨云翼有诗《闲闲公为上清宫道士写经并以所养鹅群付之诸公有诗某亦同作》云：“会稽笔法老无尘，今代闲闲是后身。只有爱鹅缘已尽，举群还付向来人。”(45)张静：《中州集校注》丁集第四，第1119页。杨云翼兴定元年任翰林侍讲学士，兴定五年见任翰林侍读学士(参见王庆生：《杨云翼年谱》，《金代文学家年谱》，第357、359页)，其时他与赵秉文同在翰苑任职。诗中咏及赵氏在宫观写经赠鹅之举，比附东晋王羲之写经换鹅之事。诗题中“诸公有诗”之语，透露出当时参与唱和的还有其他人物。又如赵氏科举门生李献能有诗《上清宫梅同座主闲闲公赋》云：“遨头词伯今何逊，一笑诗成字字香。”(46)张静：《中州集校注》己集第六，第1761页。恭颂赵氏宫观咏梅诗作格调之高，比附南朝梁何逊的咏梅之诗。“遨头”即“鳌头”，亦提及赵氏的翰苑地位，“词伯”即文宗，指称其文坛雅望。

上述金代上清(储祥)宫的变迁及相关人事很值思考。金人删去其“储祥”之号，显然是对该处宫观北宋皇室标志的消解之举，颇能见出朝代更迭之后其地赵宋皇权象征意义的消亡。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则是以赵秉文为中心的金朝士大夫宫观诗文的撰作，这些篇什突破了异代的界限，在文化的意义上彰显出苏轼的文名在金朝的深远流传。此处宫观因为《上清储祥宫碑》其文，俨然成为彰显苏轼文宗风度的遗迹。赵秉文在此作文题诗，追怀苏轼，进而凸显自己的翰苑地位与卓越才情，引发同僚门生的相与酬和。凭借苏轼事迹所赋予此一宫观之于文坛地位的象征意义，赵氏亦建构了其自身在有金一朝的文宗形象。上清(储祥)宫这种皇权象征与文化象征意义的消长之势，尤能展示出苏轼的文宗位望超越朝代更迭的“不朽”魄力。《上清储祥宫碑》作为文化文本的生命史正是在这一情境中得以延续与长存，可谓是对“吏部文章日月光”之句一声悠远的回音。

五、余 论

本文以政治与文化两种语境对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做出论析，寻绎了该篇碑文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意义的转变轨迹：该文作为宣扬元祐政见的代言之作，于绍述时期即被禁毁，其在政治上的生命史是短促的。然而，该文撰成于苏轼文宗位望形成、确立之时，得到了当时士林广泛的称赏追慕，并为后世之人所追忆咏叹，其作为苏轼文宗位望的一种具体呈现，超越了皇权的笼罩、朝代的更迭，在文化上的生命史是长久的。

苏轼《上清储祥宫碑》在金代的流播，体现于当时士大夫在上清(储祥)宫流连唱和、标举文名的诗文活动。此一活动的形式颇能令人联想到苏轼《赤壁赋》的流传情况，该赋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可以从至今仍有中外人士组织模拟苏轼赤壁之游的赤壁会中窥见。(47)参见池泽滋子：《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196页；卞东波：《汉诗、雅集与汉文化圈的余韵——1922年东亚三次赤壁会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23-32页。以上在不同时空之中进行的两种活动，其形式的相似性彰显出苏轼这两种著述在后代所受到的推崇。然而，此二者在受到推崇的相似表征之下，彼此内在的传播动力却有本质的区别：《赤壁赋》作为苏轼文学情怀的凝聚之作，其享誉后世，主要有赖于文本内部文学精神的深入人心；《上清储祥宫碑》则作为苏轼文宗位望的象征载体，其受瞩来人，则更多是缘于文本外部显赫文名的推引。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界对于苏轼文学形象的建构，较为主流的理路仍是倾向于将苏轼置于纯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情境之中，以展示其文学形象纯粹的一面，而《赤壁赋》中“清风明月”的意境无疑是此中极致的表现。本文则希望在一种对称的意义上来探讨苏轼文学形象的另一面。《上清储祥宫碑》的毁誉纠葛将苏轼置于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的交错缠绕之中，显示出其文学形象的复杂性，而此亦当是苏轼文学生涯之中一幕很值得注意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