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
——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2021-01-16 21:53:00许浩然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1期

许浩然

元祐元年(1086)至八年,苏轼数度进入朝廷词垣,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侍读学士的词臣之职,撰述有相当数量的应制之作。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界较为主流的意见多从纯文学的判定标准出发,对这类撰述的文学价值评价不高。笔者则拟另辟蹊径,从苏轼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交错分合的背景来对这类撰述做出一番别样的论析。词臣作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中高层的知识精英,于其朝廷职任之外,还具有一层文化雅望的象征意义。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真宗之语云:“词臣,学者宗师也。”(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89页。就一般情况而言,词臣侪辈通常是被当作士林文章学问的表率人物而受到尊仰,其中的翰林学士尤为皇朝文学之极选。词臣衔职对于北宋时期苏轼文坛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熙宁、元丰时苏轼在地方任职及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杰出的诗文,已经充分显露出一代文豪的气象,那么元祐时苏轼的词臣之任则更为其文宗位望提供了仕宦地位的支撑。对此可略陈三点理由:其一,此期苏轼仕至翰林学士,达到了与至和、嘉祐间欧阳修一般的地位,欧、苏文宗位望相承的统序之能建立,苏轼此一与欧氏相埒的仕宦凭依不容忽视;(2)探讨欧、苏文宗位望相承的原因,除了可以述及欧、苏古文理念、成就的相继,以及彼此科举师生的关系,二者仕宦地位相继亦颇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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