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强
理解近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认清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与立场观点。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然而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不断探索。具体至中国,“必须要看到的是,尽管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有其特殊性,但恰恰是这种基于殖民主义现代性基础上的非主体性,催生了中国在求索自身现代性过程中得以不断生发出关于西方现代性的一方面积极向往、另一方面却保持深刻警惕与焦虑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建构出一种关乎自身现代性方案另类探索的理论心态”[1]。因此,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进入现代化?在现代门槛上的中国现代秩序的路径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是面对现代秩序的“焦虑”,把现代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追求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社会秩序重构的主导者,组织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活形态也成为重要的革命目标;另一方面在对传统逻辑与现代西方逻辑的双重否定之下,现代中国秩序的构建就不是单纯政治革命的逻辑,也不是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秩序演进,而是超越政治—经济逻辑的“伦理性”逻辑。这种伦理型现代秩序的发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秩序的过程中。
现代门槛上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社会秩序“内外失据”——无法进入“现代化”的焦虑与社会内部结构转型压力相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