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族混血和复合型民族文化的出现

汤勤福

唐朝时期，胡汉混血造就了全新的民族观念，消弥了传统的民族偏见。

唐代民族间通婚一般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没有市场的。这种氛围中诞生的混血儿从小就在“胡汉一家”的观念薰陶下成长，新型的民族观念就更深入到千家万户中。由于唐代皇帝本身就是混血儿，他们用早已习以为常的崭新的民族观念去制定民族政策，这对消除民族偏見与民族隔阂起到了一般民众无法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这种汉胡贵贱如一的帝王言论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少的，正因如此，唐一代的民族观念是崭新的，而民族政策也较为开明。例如，允许京师内胡汉杂处；广置羁糜府州，给予胡族在聚居区内享有较多自治权，向胡族聚居区推广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蕃兵蕃将作为军队主力，胡酋及子弟宿卫龙廷，纳大批胡族成员进入中央及州县学校深造……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导致周边胡族对唐中央的拥护，造就出唐代民族关系和睦的主旋律。

混血在改铸民族构成的同时，也促成了唐代统治阶级和阶层的新变化。例如，唐朝皇帝是混血儿，因而他们不排斥其他混血儿或者胡族成员担任朝廷职务。这就必然使唐统治阶级和阶层产生明显变化。在唐朝，混血儿宰相有杜鸿渐、裴光庭、杨收等人；胡人宰相则有匈奴人刘崇望、鲜卑人长孙无忌、契丹人李光弼、西域人李抱、玉陀人李克用等。

除了文官，唐朝军队藩人将领尤多，建功立业的人也不少，《新唐书》还专为他们设立《蕃将列传》。唐朝每次重大军事行动、政治事件，几乎都少不了蕃将蕃兵的参与，这可看出胡族在唐代统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从中央到地方有大量混血儿和胡族人担任官员，唐朝权力的中央崛起了一股混血和胡族的政治力量，这对两晋以来的旧有门阀势力是个很大的冲击。到唐代推行科举制度，使原有的门阀统治基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旧有的门阀家族也不得不从“血统”“门第”等狭隘的门阀观念的泥坑中挣扎出来，投入到科举制中去搏取名利。到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是“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了，门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唐代民族混血带来民族观念的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又使大量混血儿或胡族人通过建功立业、科举制等途径进入到统治阶级中去，改变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分，冲击了旧的政治制度，给中国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混血还促进新的复合型文化的产生。

唐朝所产生的复合型文化，既不是大汉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也不是排斥汉文化的胡族文化，而是指一种一扫上述两种文化弊端，采汉胡文化的兼并包容的新型文化，它既保持了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主导因素，又充分吸收胡族文化生机勃勃的内容，使胡汉文化互补共化，从而孕育出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争奇斗艳、恢宏灿烂的新面貌。

唐代保持汉族文化是不必多说的，这里仅举胡族文化（包括外国文化）在中华大地流行的概况。例如，太宗所迷恋的马球，玄宗所倾心的揭鼓，西域乐舞进入深宫禁苑，这仅是统治集团上层对胡族文化的认同。实际上，胡食胡衣早已散入寻常百姓之家，胡医胡药流行于城乡各地，大食宝刀、中亚锁子甲武装了大唐晓骑，沉香木、于阂宝石装祯着贵族住宅卧榻，西域幻戏演出于街黄巷里，西域油画技法丰富了华夏画苑，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藏文、于闻文丰富了中华语言的宝库，火化之类丧俗也为人熟识……驼铃阵阵，运来了异域文化，千桅万帆，传去了大唐文明。正是这样的文化交流，才产生了迥异于前代的大唐文化——一种异彩纷呈的新的复合型文化，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一页的，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