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草木为神奇：毛泽东的中草药情结

红军立足陕北之初，面临着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物质匮乏，缺医少药。后来，边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医药卫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相继组建完善了中央总卫生处以及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并建立了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等。1938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光华制药厂建立，并与卫生部、八路军卫生学校联合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是我们的回答。”

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广大医务工作者冲破重重封锁，积极利用中草药资源研究开发中药制品。1939年8月，边区政府创建保健药社。保健药社是集药品销售、制药和医疗于一体的合作医药卫生机构，“专以研究炮制中药为主，亦得购置通用之西药”，主要任务是“改良中药，使中药科学化，中药西医化”。

1944年，李鼎铭（右一）代表边区政府接受八路军留守兵团赠的“民主典范”牌匾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号召要“研究中医，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等。同年12月，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来代替紧缺的西药，供给各医院及卫生所使用。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成立，首次提出“国医科学化”。又成立中西医协会，中西医共同研制中西医新药。

1940年秋，毛泽东到红军卫生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毛泽东赞扬红军卫生学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征的锻炼，已经从“卫生小学”成长为“卫生中学”，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同年，红军卫生学校扩编为中国医科大学，开设军医、制药、调剂等专业。其间，毛泽东还勉励全校师生员工要向白求恩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1941年7月，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14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成为我国医疗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4年年初，延安地区一些乡村因水源不洁引发传染病疫情，一时间人畜多有死亡。对此，边区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指导疫情防治工作，并组织医生下乡救治患者。毛泽东强调要“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人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并强调中西医要结合，西医和中医“这两种医生要合作”。李鼎铭、毕光斗等中医专家深入现场分析病因，研究病情，确定中医药治疗方案，辨证施治，在较短时间里控制了疫情蔓延。

1944年5月，毛泽东发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的指示。当年5月延安卫生合作社成立，设中西医门诊、中西医药房，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合作医疗卫生机构。1945年，毛泽东亲自制定“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明中西医发展方向，提出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医药情结，并且身体力行地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就提出要“重视草医草药”，采取中西医两种方法治疗疾病。1932年，毛泽东派人帮助傅连暲（1894—1968）将原来的福音医院由福建长汀县迁往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央红色医院。并指示傅连暲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和预防疾病；既要为红军看病，也要为老百姓服务。

在延安时，毛泽东胃病、肩周炎发作，西医治疗效果不佳，他主动接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中药和按摩治疗。毛泽东服用4副中药后，肩周疼痛消失，胳膊也能伸展自如了。毛泽东在治病期间，与李鼎铭一起畅谈中药性能、中医医理，讨论我国医学发展道路。毛泽东对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毛泽东还介绍李鼎铭为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同志治病疗疾。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率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一些西医专家纷纷加入到中西医结合防病祛疾的研究中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医学专家马海德主动向中医大夫学习，了解中草药的性能、功效，研究哪些中草药可以替代西药，哪些中草药比西药的治疗效果更好。西医大夫鲁之俊、朱琏拜民间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并用于治疗风湿病、神经麻痹以及妇科、五官科等疾病，疗效显著。鲁之俊还被誉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

延安时期，中医药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医院、药厂均设有中药部、中药加工生产车间。医务工作者土法上马，用铡刀切削药材，以脚蹬铁碾子研末，拿竹筛子摇药丸。循方加减，如法炮制，反复试验，化草木为神奇。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以炒玉米、高粱与苏打的混合物治疗痢疾；对中药材进行化验分析，尝试从植物中提取镇疼药，最终从莨菪草中提取制成了阿托品，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显著提高了疗效。他们还打破中西医界限，用黄芩精制黄芩素，用醋中和碳酸钾结晶成醋酸钠等。并在改进中药剂型上下功夫，逐步以浸膏来取代中药生产药丸子的传统做法。药物的浓缩，使得有效成分含量增多，服量减少，便于服用、运输和携带。药厂生产的中药制品，有几十个种类、重量达3500余公斤，大大缓解了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有力支援了前线。

曾任光华制药厂厂长、中西医专家梁金生说：感冒时服一杯“胜利茶”，其功效不逊于西药之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每片2元，胜利茶每包则一两角钱。老红军魏善钊患肺结核，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服用中药10余剂痊愈。徐特立夫人患乳结核，用中药七叶一枝花治好。1941年，边区疟疾流行，西医特效药严重短缺，制药厂人员提出以中草药柴胡为原料加工注射针剂来替代奎宁。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成功研发临床安全有效的柴胡注射液，保障了医疗之需。

医院、制药厂、国医研究会还举办训练班，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讲授中西医理论和中草药采集等，以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为抗日前线培训更多合格的医药人才。八路军制药厂编辑出版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记载了20余类100多个品种药材的采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还编辑出版了《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边区药材介绍》等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