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圣者画像记》中为何没有王阳明

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在军旅繁重的空隙，抽空做了一件大事，写成《圣哲画像记》，全文2000多字，是曾国藩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文尾，他这样写道：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的32位圣哲：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庄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许慎、郑玄、杜佑、陆贽、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我们发现，这中间并没有明代大儒王阳明。

有的学者说，曾国藩很崇拜王阳明，笔者认为，崇拜可能谈不上，好感确是事实，然而，王阳明却未能进入曾国藩所谓的“圣哲”之列，这是为什么呢？

先来看看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的由来。文章开头，曾国藩交代了他写这篇记的前因后果。一是当年他入值文渊阁看到《四库全书》书籍之多、学问之深，感叹“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既然一辈子都读不完，就不得不做慎重选择。“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于是他精心选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他将挑选出来的32个人称作“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圣哲”，后世子孙只需要读他们的书就行了，不必因书多而茫无头绪。

二是受“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的启发。武梁祠是东汉桓帝时创建，在今山东嘉祥县南武宅山，旧称武氏“前石室”和“左石室”，是表现历史人物的故事画，且画像之侧有榜文题铭和赞语。其中表现的古代帝王圣贤有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尧、舜、禹、帝辛、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及其弟子等。鲁灵光殿是汉景帝之子鲁王刘余建在山东曲阜的宫殿，后世以此比喻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曾国藩令长子曾纪泽将这些“圣哲”的图像画出来，既表尊崇，又吸引人，“藏之家塾”，并没有打算公开出版，系曾家秘传，便于曾氏子孙“索其神”而“通其微”。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这32人分为五个门类，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评价：“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如果弃而外求，“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

他的至交郭嵩焘对曾国藩此举给予了极高评价：“圣哲画像记，并数千年人物于尺幅图像之中，其识量之闳，领悟之深，为自来文人所不可及。”唐浩明说：“这篇《圣哲画像记》，可以看作是曾国藩未成的《中国文化史》的提纲。”

《圣哲画像记》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民国初年，湖南一师曾将它作为引导学生修身的课文，现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唯一一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关于此文的记载。

回到开头的疑问，既然《圣哲画像记》如此重要，那其中为何没有被称为“圣人”的王阳明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原因有三：

一是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至清代，湖南士人一直尊奉程朱理学为正统，即使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依然“务以程朱为宗”。因此，自明季以来，湖南历史上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也大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排斥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其他“异端”。在学术、教育方面，岳麓书院就是代表。

岳麓书院是有名的四大书院之首，也是湖湘学派的重镇。既有官学背景，也有民间发明，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大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另一方面，湖南士子学者也很自觉地归宗程朱。曾国藩是湖南人，又在岳麓书院肆业，自然也不例外。

二是湖南的名学者大都反对阳明心学。自清初著名湘籍思想家王夫之批判阳明心学以后，几乎所有的湘籍学者都对阳明心学不抱好感，甚至直接批评，以曾国藩的至交好友刘蓉为代表。

刘蓉既与曾国藩同里，又是湘军元老之一，还是曾国藩的亲家。他虽然也曾位居巡抚，但名气却不大；学术地位重要，却长期被人忽视。

刘蓉崇尚宋学，极力辨学术之邪正，正面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坚持“以谓濂洛关闽实衍洙泗之传，若子静、伯安窃禅旨，乱儒宗，不当在五子列”。刘蓉将程朱看作是孔子的正传，指责陆九渊、王阳明“窃禅旨，乱儒宗”，不赞成将他们排在五子之列，旗帜鲜明地反对王阳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王阳明的“心即理”说，刘蓉指出：“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且夫人之有知，盖气之精英者为之，凡其养于静而明，感于物而通，触于欲而觉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则性实命之，由其理以发于知，虽丽于气而不预焉。”他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一说明显是误导人的，进而认为，明代以后程朱理学之所以难以大倡，圣道之祚未能大明，皆因王学流行之故。

第二，揭开了王阳明“阳儒阴释”的面纱。刘蓉认为：“元明以来，阳儒阴释之家，纷然错出，其立教宗旨，既自托于孔孟程朱，而人品功业，又皆卓然在人耳目，学者不察其学术之误，昧昧以从之，朱紫淆而雅郑混，其不为所惑者几希矣。”“阳儒阴释之家”指的即是阳明心学。

学者为何附从王阳明？刘蓉认为，一是因为王阳明自认为上承孔孟程朱之学，标榜自己是正学；二是由于王阳明的人品功业显著、名气大、地位高，自然易引发一般学者所追崇；三是由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较玄，学者并不了解其学术之误。所以，他认为是阳明心学误导了学者，致使学术界“朱紫淆而雅郑混”。

第三，认为阳明心学空虚无用。刘蓉透露他自己以前也读过王阳明的书，粗看起来颇有所得，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天理”，“困而有悔”，才开始“读六经四子、濂洛关闽之书，以求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者”，从此一改气禀，振惰昏习，改过迁善，穷理致知，检摄身心，回归程朱。

因此，他从自身经历入手，从道德的层面对阳明心学进行批判。他认为，阳明心学“以名节忠义为粗迹而不事躬行，以诗书礼乐为陈编而无庸诵法。私意既盛，诡道相蒙，傲然自谓足以超千圣而迈百王矣”。

“私意既盛，诡道相蒙”，这八个字批得够重了，然而，他进一步批评，因为心学盛行，导致人们对离经叛道、渎礼悖义的严重后果不能察觉。

刘蓉对王阳明的批评未必是持平之论，阳明格物之说，要人在事上磨练，无不以此返本立诚，无不以世道人心为念，未尝教人脱略事物，悬空格理。至于阳明后学之流弊，非阳明之过。但这确实就是刘蓉的态度，刘蓉对王阳明的批评代表了当时湖湘学人较为共同的观念。

刘蓉与郭嵩焘、曾国藩、罗泽南等湖南理学名臣关系亲密，往来切磋频繁，观念相近，甚至包括贺长龄、左宗棠等湘籍学人，都或多或少受刘蓉思想的影响和感染。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都曾自称受其影响或启发。很多观点甚至是一致的，如“热闹场中冷得下，纷华场中淡得下，艰苦场中耐得下，便有几分人品，几分学力”，这样的句子同时出现在曾、刘两人的文章中。郭嵩焘则认为，船山哲学比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更有现实价值，因而极力推崇王夫之。

刘蓉、曾国藩等人在晚清大变局的转折中慨然自出，以书生领兵，建立功勋，或巡抚八方，或总督天下，大展其经世致用的志趣，理学的“救时”意义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反证心学的无用虚妄。他们为湖湘士子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使朝廷与社会对理学的观念为之一变。全国一度形成了讲求理学的风气，正如梁启超所言：“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

因此，从这种学术大背景来看，曾国藩不可能将王阳明归入圣哲，再加上程朱理学本就是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曾国藩虽然对科举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其本人信奉程朱理学，以理学修身，以理学治兵，得益于理学多矣。曾国藩对王阳明的人品文章没有异议，但若将王阳明归入“圣哲”显然有违自己的初心。

顺便说一句，32位圣哲中，为什么也没有王夫之呢？这也好理解。虽然曾国藩在衡阳求学时受王夫之影响，后来在湘军东征最关键的时刻还亲自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为船山精神在晚清大放异彩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但在写《圣哲画像记》时，曾经举起抗清义旗的王夫之还是清廷比较敏感的人物，曾国藩不得不有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