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英 宋晓晨
(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10)
辽代契丹的包装器物首先强调容纳、包裹、保护等实用性能,以方便物品的储存、运输和使用。同时注重包装器物的精神性功能,寄托着契丹对造物艺术的文化需求,传达着契丹特殊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包装器物的纹饰需要根据包装材质、造型及内容物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和题材。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1]、大营子乡辽驸马赠卫国王墓[2],通辽市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3]、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4]等出土的大量契丹金银、铜铁、陶瓷、玉石、漆木、布帛等包装实物,为契丹包装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物。辽代契丹的包装纹饰题材丰富、技法多元,融入诸多民族元素,以花草纹居多,也包括少量几何、花草与人物的组合图案。对游牧民族传统纹样的继承和创新,加之对外来纹样的借鉴和吸收使得辽代契丹的包装艺术兼具独特性和多元性。
辽代早期契丹包装器物的动物纹饰以草原上的常见动物为主,辽中期和辽后期受中原和域外文化的影响,包装纹饰中增加了龙、凤、狮、摩羯等图案。辽代马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行军打仗的主要动力,所以海马纹、八骏图等马纹成为辽代契丹的传统纹样。契丹包装纹饰中的鹿纹组合图案,如“鹤鹿同春”“瑞鹿牡丹”“福(蝙蝠)禄(鹿)长久”“福禄寿”等,都带有美好寓意。1979 年,赤峰市城子乡洞山村辽代窖藏[5]出土的鎏金卧鹿纹银鸡冠壶(图1),高26 cm,银制盛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