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骊,段海林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邻避冲突”最早出现在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出现了“邻避”(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概念,指有些设施的建成能够为广大地区的居民带来效益,但需要由设施附近居民承受相应负外部性,因而导致设施附近的居民产生厌恶心理。当邻避设施附近居民将厌恶态度转化为反对行动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邻避冲突,其实质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1]。在前网络时代,邻避冲突动员的主要方式是社会成员间的线下集体行动,各主体以在生活中的直接接触来作为对邻避冲突动员的响应。而互联网的兴起则突破了传统社会动员的瓶颈,为邻避冲突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多维度的发展平台,使得网络动员成为邻避冲突社会动员的主要构成维度之一[2],也成为了邻避冲突得以大规模爆发的助燃剂,增加了社会的不安稳风险。传统的社会动员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已经不能较好地诠释网络动员下邻避冲突的新发展态势和治理内涵。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邻避冲突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内容。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6.94亿,占整体网民的76.8%[3]。网络在将人类社会范围由现实生活空间拓展至网络虚拟社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使得社会治理边界逐渐模糊化和公共安全风险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