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五期导读

桑椹

今年，浙江省博物馆继续推出“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的第五期，本期分碑帖、书法、绘画、文献四个门类，其中碑帖和书法部分，设有“清仪遗韵—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和“张宗祥与《论书绝句》—纪念张宗祥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两大专题，以下分类赏介，以飨读者。

碑帖

张廷济（1768〜1848）是浙江自明代项元汴之后最大的收藏家（图1），也是清代中期重要的金石家之一。清仪阁所藏古物，品种齐全，数量繁多，涉及铜器、碑帖、石刻、砖瓦、钱币、印章、古镜、造像、符牌、砚墨、竹刻、家具、书画、古籍等诸多门类。本期“清仪遗韵—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专题，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海盐县博物馆、海宁市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张廷济鉴藏善本碑帖10余种。

张廷济生平酷嗜石鼓文，曾云：“余自少至今五十年中，每遇旧墨，不惜损衣食资致之，故凡有‘氐鲜鱄有’四字之拓，不下五六本，真知在此，癖嗜亦在此也。”本期展出的北京故宫博物院2003年购入的清仪阁旧藏《石鼓文》册（图2），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是名副其实的明拓善本。此册十鼓全，每鼓上均有张廷济藏印，册后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赵魏题跋，以及道光年间瞿中溶、六舟二家在清仪阁所题观款。赵魏跋中云：“石鼓旧拓近益不可多觏，此寒山（赵宧光）藏物，的系明初佳拓，前有寒山篆书题首，尤令宝墨增重。”

嘉兴博物馆藏有周《石鼓文》卷一种，系1959年嘉兴籍收藏家陶昌善（1879〜？）捐赠。卷首恰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赵宧光篆书引首“周宣王太史籀纪猎诗鼓十章”，前后有宋葆淳、张廷济、吴廷康、罗振玉、宝熙、邵章等诸家题跋（图3）。原题签作清仪阁旧藏明拓本，但“黄帛”两字实已损连，为典型的清初“氐鲜”五字未损本，且仅存八鼓，尚缺《马荐》《吴人》两鼓，与赵宧光引首所题“十章”的说法不符，此外，拓本上也无张廷济收藏印鉴。据张廷济题跋可知，原本应尚有赵魏、瞿中溶、六舟三跋，而此卷中又恰好阙佚。民国年间，邵章在嘉博卷卷尾题跋中，已对上述几处破绽提出过质疑：

第审卷中八鼓题识，实为桐城吴康父及子刚书，既无寒山藏章，又无文鱼、叔未鉴赏之印，且拓本已入清初。曾以讯之后人，则云往年得是拓于嘉兴，题识与八鼓析为二事，或者寒山所藏别更一姓，而姑以它拓塞责。要之，墨气淳古，去明拓亦非甚远，且三家题识完善，安见异日无延津剑合时耶？

此段悬案，今日方可真相大白矣！故宫本无疑正是明赵宧光旧藏，后归清仪阁的原本。嘉兴博物馆藏卷中的赵宧光引首，宋葆淳、张廷济二家题跋，均系裁割自故宫本，被人与吴廷康旧藏一清初残本，合裱成卷。像此类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妄增名家题跋，炫人耳目的情况，在近代以来的碑帖作伪中，不乏其例。庆幸的是，百年之后，尚能盼来邵章跋中所期待的“延津剑合”之时，今两者“合璧”展出，亦堪称一段金石奇缘。

本期展出的清仪阁旧藏善本碑拓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瘗鹤铭》水前拓本册（图4），中上石首行“遂”字长捺尚存，有张廷济、潘伯鹰题签，刘鹗题跋;三国曹魏初拓黄初残碑四石本，后归端方，其中“少昊国为”一石，拓本尤为少见，有张廷济、端方、李葆恂题跋;海宁市图书馆藏清初拓北周《西岳华山神庙碑》册，旧为嘉兴藏书家曹曰瑚（仲经）所藏，康熙年间拓本（额以晚拓补配），册后有徐用锡、张廷济题跋，皆流传有绪，弥足珍贵。

清仪阁旧藏法帖，本期展出有故宫藏宋拓《十七帖》、明拓《争座位帖》册，以及宋拓《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二种合册，后者系民国年间有正书局石印《宋拓晋唐小楷十一种至宝》的部分底本。原书收录晋唐小楷十一种，宋拓八种，明拓三种，其中《乐毅论》《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宣示表》《丙舍帖》《尊胜陀罗尼经》《心经》七种为清仪阁旧藏，先后经张廷济、鲍昌熙、唐翰题等递藏，后归刘鹗抱残守缺斋，内有翁方纲、张廷济、唐翰题、吴昌绶、刘鹗等诸家题跋，石印本近代流播甚广，影响很大。今《东方先生画像赞》《曹娥碑》两种藏故宫博物院，除《黄庭内景经》外余八种藏上海图书馆。

杂项小品类，有故宫博物院藏清仪阁金石杂注册、马傅岩（起凤）手拓南朝梁《要离梁鸿墓碣》轴（有马傅岩、张廷济、张开福、杨澥等金石名家题跋）、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仪阁旧藏《西周虢叔旅钟全形拓本》轴（道光十一年张廷济赠汪远孙本，图5）、陈果夫旧藏金石小品九种集拓横幅（有张廷济、倪稻孙、陈经、六舟题跋）等。其中清仪阁金石杂注册，共六本，后歸沈树镛，收录金文、竹刻、砖瓦、碑刻等拓片百余种，并夹有张廷济、徐同柏、张开福等手札题跋数十开，学术价值甚高。

值得一提的是，清仪阁当年收藏的古代石刻也不在少数，其中尤以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图6）最为著名。此石明万历间出土于杭州葛岭贾氏半闲堂旧址，嘉庆初年，赵魏以家藏宋画易得之，嘉庆二十三年（1818）售归张廷济，背面有金农、赵魏、张廷济三家刻跋，今藏首都博物馆。本期承蒙首都博物馆的大力支持，我们十分荣幸地借展到了贾刻本《宣示表》原石，此石历经400多年沧桑漂泊，今又能重返故里展出，岂亦夙缘耶？

书法

张宗祥（1882〜1965，图7）《论书绝句》（图8），写于1934至1943年间，手稿今藏浙江图书馆。所录均为七言绝句，凡104首，诗后附注，评人论书，客观公允，又极具个性，诚如篇末作者作结之诗所言：“流传艺苑资谈助，成一家言不忌偏”，无疑是现代书法美学史上一份重要文献。

199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以《张宗祥论书诗墨迹》之名结集出版，美中不足，当时仅影印诗稿墨迹，未能配上相应作品图版。明年恰逢张宗祥诞辰140周年，我们特从浙江省内各家博物馆藏品中，挑选《论书绝句》中涉及的50余家作品展出，观众可与原诗参照，想必对欣赏作品与理解诗歌内容，都会大有裨益。

张宗祥的书论，可贵之处在于往往能直抒胸臆，读之有畅快淋漓之感。以他《论书绝句》中评论清代学董其昌各家得失为例，认为陈奕禧虽笔法亲承董氏嫡传，然“神韵不甚冲远”，感叹“如此门楣如此字，只应御榻伴炉烟”;查昇未参米法，故淡远有余，恣肆不足，“学得董家柔静气，恨无一笔法襄阳”;王文治以放纵之笔法香光，虽有飘逸之致，然“误把禅书当道书”，究隔一尘，言辞犀利间，也可谓一语中的。

当然，也有其较为欣赏的几家。如清初不为习董风尚所囿，独立时俗的张照“天地人中公第一，天机天趣得天然。最难举世师思白，独向王家猛着鞭”;傅山草书“笔如风雨气如虹，积健为雄见此翁”;张瑞图草书“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奚冈晚岁作草，流转生动，极自然之致，感叹“画名远出书名上，忽略君书实未公”;又推崇姚鼐的书法“胸怀直似天心月，不受人间半点埃”，謂之“书中仙品”。

张宗祥论书的一大特色，是十分重视穷源溯流。“自古书家珍秘籍，不将此意叫人知。”（《论书绝句·包世臣》）历代书家，往往对自家笔法来源讳莫如深，秘不授人。张宗祥认为，论书者若不能心知其源，就很难作出恰当的评论。如论赵之谦30岁以前的书法学颜真卿，最得力于《争座位帖》，“寻常酬应尺牍尚有流露颜意者，早年画山水之款，几尽为颜字。”从浙博藏赵之谦21岁时所书对联作品（图9）来看，颜体面目，便一目了然。又如论何绍基书法“黑女功兼北海功，却将面目托颜公”，认为此老书法深得李北海神髓，颜体不过其面目耳。晚清张裕钊的书法，世人皆以为学《张猛龙》，独其认为不仅“结构大异，即用笔亦何能搔着痒处？”故有“道是猛龙传的脉，猛龙故在岂能诬”的质疑。此外，如论桂馥隶书渊源出自汉《西岳华山庙碑》，包世臣行草笔法实自《昇仙太子碑》参悟等等，均剖析入微，精彩纷呈。

《论书绝句》中收录的一些地方性名家，往往文献无征，故史料价值极高。如雍乾年间余姚布衣书家陈梓（1683〜1759），善行草，晚年病臂，左手作书，尤倔强有奇趣，因作品留存很少，后世鲜有知其名者。陈梓曾馆张宗祥十世祖北湖公家数年，故张家保存其作品独多。《论书绝句》大多一人一诗，或将书风近似几家合论一诗，唯独论及陈梓有三首之多，对其书法可谓推重之极。本卷收录有陈梓乾隆十五年（1750）草书《硖石施家桥记》卷（图10），前有高野侯题首，拖尾有1955年张宗祥所作题跋，可与《绝句》相关内容参阅。

还有些书家，如沈曾植，晚年与张宗祥多有交往，故《论书绝句》中有数首提及此老逸闻趣事。张宗祥认为沈曾植的书法“平生得力道因碑”“以小欧立基，而以章草蒙其外，故字形狭长，使笔刚多柔少”。本期展出有沈氏章草《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卷（图11）。

旧时文人书家，除了替人写对联、扇面、屏条、匾额等书件外，撰书碑文、行状、墓志等应酬文章，也往往是一项重要的润笔收入来源。本期展出的梁同书《西湖六一泉三堂祠记》（图12）、陈鸿寿《查纫芳夫人墓志铭》、翁方纲《丁兆隆墓志铭》三种册页，即属于此类体裁。

六一泉位于西湖孤山南麓，为纪念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得名。泉旁旧有正气、先觉、遗爱三祠堂，供奉名贤神主。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任浙江学政朱珪主持修葺古迹，并撰文纪念，由梁同书书丹，王贻桂勒石。此册墨迹底本旧为宝熙所藏，1922年，由杭人金梁、丁辅之、吴隐、陈汉第、邵章、杨晋、叶铭、王禔等，集资300金，购归西泠印社，册后有宝熙、丁辅之题跋，是一件有关西泠印社社史的珍贵文物。

查纫芳墓志铭册，全称《皇清诰封一品夫人孙君夫人墓志铭》，郭麐撰文，陈鸿寿书丹，过云楼旧藏，后归端方。此册词翰俱美，后附装拓本及郭、陈二氏手札，亦精妙可喜，册尾有李葆恂、吴广霈题跋。志文书法，楷中带行，风致翩翩，颇具“齐梁间墓志笔意”（吴广霈跋语）。

以上两种与朱珪撰文，翁方纲书丹并篆盖的《丁兆隆墓志铭》册，民国年间均有墨迹或拓本影印出版，但底本长期难觅踪影，今系首度与观众见面，十分难得。

绘画

龙作为“四灵”祥瑞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较为特殊。这一绘画题材的起源，推测与早期道教思想有关，相传可以御火避灾。本期展出清代康熙年间画家周璕（图13）及其子周良的墨龙画作各一幅。周氏一门所绘墨龙，多以水墨烘染，用笔粗犷，云雾蒸腾，若隐若现，气魄非凡。周氏父子还擅长画人物鞍马，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周璕《相马图》《观音像》、周良《乔松神骏图》，均极为精工难得。中国绘画史上，像此类子承父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西式美术学院教育传入之前，学画主要通过师徒相承的方式，而子从父学，显然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当然，子孙后代倘若不能转益多师，往往又容易成为自身艺术创新进步的一大桎梏，其间利弊得失，颇值得今日讨论艺术人才培养方式时借鉴与反思。

富阳董邦达（1696〜1769）、董诰（1740〜1818）父子，先后历事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勋名之盛，一时罕与伦比，诗文书画，亦堪称翘楚，有“二董”之美誉。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董邦达、董诰父子书画作品，约有十余件，本期展出的董邦达《三友图》册（图14）和董诰《墨笔山水图》卷（吴士鉴旧藏），即是其中的精品。

《三友图》是董邦达为乾隆年间嘉善枫泾（今属上海金山）籍状元蔡以台的父亲蔡维熊所画。蔡以台（1722〜？）与纪晓岚等曾师从董邦达，故与后者有师生之谊。三友图也是传统绘画和装饰中常见主题，一般多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组合，但所指往往不一。三友斋乃蔡氏祖宅，蔡以台有《三友斋诗稿》钞本传世。此册名家题诗、题跋甚多，其中，如以性格怪异、诗风奇崛著称的浙派著名诗人胡天游（1696〜1758）的墨迹，传世就极为罕见。

本期清代学者绘画专题，展出毛奇龄《大草滩图》轴、钱大昕《一枝春梅图》轴、陈澧《墨笔水仙》团扇轴、张问陶《白鹿图》轴、李慈铭《设色山水》团扇等学者绘画多种。其中晚清岭南著名学者陈澧（1810〜1882）的《墨笔水仙》团扇，系1914年其弟子梁鼎芬自粤归沪时，赠予沈曾植者，与梁氏信札合裱一轴，沈曾植曾有诗咏此事，载《海日楼诗集》。画幅下方又有1959年沈门弟子王遽常所作长跋，于此段文苑掌故，叙述甚详。

《金石书画》第四期绘画部分，曾设有金石家绘画专题，收录清代以来金石学家绘画十余种，今再增补浙籍金石名家，如海盐张燕昌（1738〜1814）、平湖朱为弼（1771〜1840）、长兴张度（1830〜1904）、石门李嘉福（1839〜1904）、上虞罗振玉（1866〜1940）等绘画作品若干幅，其中以罗振玉的画作最为难得一见。深圳博物馆藏罗振玉《松寿图》，系商承祚旧藏，此图作于1924年，上有贞松老人二跋，自云：“余本不善画，以意为之也。”晚年移居辽东鲁诗堂，又题有绝句一首，足见敝帚自珍之意。

画僧最早出现于隋唐时代，其后千余年间，中国绘画史上曾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僧人画家，如宋代的贯休、巨然、法常，以及清初著名的四僧（弘仁、石溪、朱耷、石涛）。位于杭州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净慈寺，始建于五代吴越国时期，是西湖四大古刹之一，历代高僧辈出，且尤多画僧、诗僧，如本卷收录的乾隆年间的明中（1717〜1767）、道光年间的六舟（1791〜1858），以及近代画僧雪舟（1846〜1899后）等，皆出自凈慈。此外，本期还展出有浙江省博物馆藏元末画僧本诚的《夏木垂荫图》轴（黄宾虹旧藏，图15）、清初宣城画派名家半山和尚（1611〜1670）的临宋元各家山水册页。上述僧画诸家，后世声名或显或晦，但简远不凡的禅风，一脉相承，可谓传统文人画中的一朵奇葩。

指画，又称指墨画、指头画，是中国画中以手指代替毛笔作画的一种特种绘画形式。画家作画时，用指头、指甲蘸水墨或颜料，在纸绢上勾画，或间以手掌抹擦，呈现出有别于笔画的诸多艺术特点。指墨画历史久远，相传起源于唐代张璪，清康熙年间，高其佩（1660〜1734）以指头作画著称，画风清奇浑厚，“轩然特出，冠绝一时”（郑板桥语）。自高氏之后，擅用手指作画者不乏其人，乾隆年间，浙江地区还曾形成较有影响的金华指墨画派，代表人物有杜鳌、姜岱、王备、倪淦等。姜岱曾在宁海任教谕多年，潘天寿幼年即接触过姜岱指画，深受启发。在中国绘画史上，指墨画一直不入主流，钱泳《履园画学》曾斥为与“求乞计”同。潘天寿生把指头画和文人画相结合，以其高超的技法，沉雄奇崛、大气磅礴的风格，把指墨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美学境界，无愧为20世纪指画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本期展出清代以来指画作品6种：高其佩《杂画册》（有雍正二年高氏自跋）、姜岱《山水》中堂、王备《花卉锦鸡图》轴、姜文珆《雪景山水》轴、翁同龢《临高其佩指画山水》纨扇，以及现代潘天寿指墨《蛙石图》（图16）等，其中不乏巨幅宏制，这也是传世指画作品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

龙榆生（1903〜1966）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为20世纪词学三大家，早年曾受业于晚清词坛巨擘朱祖谋（强邨）。1931年，强邨老人去世，临终前将校词用朱墨双砚赠与弟子龙榆生。龙氏遂嘱托著名词人兼画家夏敬观绘成《上强邨授砚图》卷，以示纪念。次年，吴湖帆又受邀作《受砚庐图》卷（图17），相继又有汤定之、徐悲鸿、方君璧、蒋慧等同题画作，一时传为佳话。今夏敬观、吴湖帆所作两卷，均藏浙江省博物馆，拖尾当时词坛名流题咏累累，堪称现代词学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20世纪的中国传统人物画，成绩斐然，本期展出有海盐县博物馆藏关良《戏曲人物孙悟空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齐白石《诸葛亮图》轴（夏衍旧藏）、黄宾虹人物画稿等，传神写照，各具特色。黄宾虹的人物画作品最为少见，浙博所藏这二幅人物画稿（图18），其中一幅，原题签作“黄宾虹劳动人民画作”，带有明显时代特色，应为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

文献

本期“滨虹草堂友朋书札”部分，收录陈叔通、余绍宋、商承祚三家致宾虹老人的信札30通。

陈叔通（1876〜1966）早年即与黄宾虹相识，后成为莫逆之交。陈氏家学渊源深厚，其父陈豪（蓝洲）、兄陈汉弟（伏庐），均为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本人也富收藏，精鉴赏，生平收藏元代以来名家画梅真迹300幅，曾颜其斋曰“百梅书屋”。本馆所藏陈叔通致黄宾虹信札（图19）中，即有不少涉及黄宾虹向前者提供藏品信息，以及转让个人藏画的内容。

为答谢陈叔通的知遇之恩，每年岁末，黄宾虹都会惠寄个人书画作品，渐成惯例。黄宾虹90寿诞，陈叔通在信中曾赋诗庆贺，有“岁岁不忘遥寄赠，一枝竹外动吟思”句，即指此事。

信中涉及的一些艺林掌故轶事，也足资谈助。例如，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拟附设中国画研究所，当时考虑请黄宾虹出任所长，老人也欣然同意，但陈叔通以好友的身份去信劝阻，认为“高龄远迁，尤非所宜”，黄宾虹最后未能再度北上，这或许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展出的余绍宋（1882〜1949）致黄宾虹的信札有五通（图20）。1934年，余氏应邀出任杭州《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主编，此刊物前后出版87期，深受业界赞誉，影响深远。《金石书画》刊登的藏品，主要来自私人收藏，其中，天都黄氏滨虹草堂提供的古代书画有夏昶《竹石图》、董其昌《卢鸿嵩山草堂图》、八大山人《竹石白鹭图轴》等，共23件，是刊登作品较多的藏家之一。

在余绍宋致黄宾虹的信札中（图20），就有涉及后者向《金石书画》提供藏品照片的内容。本期绘画部分展出的顾源《林谷清游图》轴，即为黄宾虹旧藏，曾刊登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出版的《金石书画》第36期第1版。

商承祚（1902〜1991）致黄宾虹信札，凡三通，内容主要与请宾老为所藏明代王阳明行楷《骢马归朝诗叙》卷题跋有关。此卷今藏广东省博物馆，拖尾有张大千所绘王阳明像，以及黄宾虹、陈邦怀、郦承铨、潘伯鹰、谢稚柳、叶恭绰诸家题跋，其中黄宾虹题跋作于1952年，时年89岁，信札内容对了解此件文物收藏源流，颇具史料参考价值。

本期继续连载浙江省博物馆藏傅雷致黄宾虹书信专题之下篇（图21）。收录1945年至黄宾虹去世前的1954年11月间通信56封，末附1955年3月间，即黄宾虹去世前后，傅雷致黄夫人宋若婴的慰唁函二封，其中部分书信系用钢笔写就。与上篇收录的信函相比，长简明显减少，一般多为一页一通的短简，内容也以处理杂务者居多，不过，仍时见精彩论画之语，部分内容还可与本期陈叔通信函部分并观参阅。

此外，本期文献部分，还收录有馆藏近代名贤册页两种：张宗祥旧藏林则徐家书册，以及辜鸿铭赠沈曾植节录苏轼《韩愈论》册，均具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

林则徐（1785〜1850）《家书册》（图22），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其发配充军新疆伊犁途中。从家信内容看，既有对于国事的担忧，对个人“安有归期”的忐忑心情，也不乏儿女情长，来自家庭天伦之乐的慰藉。如信中劝夫人宜佩戴老花眼镜：“若要常常操翰，不可不用眼镜，须觅一养目而兼中花者戴之，方不吃力，否则必流眼泪，看书亦然，万勿勉强也。”伉俪情深，溢于纸上。张宗祥《论书绝句》中有咏林则徐一首，其中有“数幅家书西域来，夫人老眼最关怀”二句，即由家藏此册内容而感发。

辜鸿铭（1857〜1928）与沈曾植（1850〜1922）同为近代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坚定捍卫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早年初识于张之洞幕府，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彼此因理念相契，友谊弥深。沈曾植去世后，辜鸿铭撰有《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一文，言儒者有所谓“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而以沈氏为当代“君子儒”之典范，对沈曾植的学问人格，可谓推重备至。此册（图23）内容，系辜氏抄录苏轼《韩愈论》中的部分文字。韩愈之好儒，世所皆知，然苏轼在文中批评韩愈“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辜氏深以为然，认为此也乃“近日我国好学圣人之道者之病”，特抄呈友人沈曾植一览，想必后者亦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