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问题与方法

〔摘要〕 《民法典》划定了民法教义学的问题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教义学的想象力，但它将促使中国民法学进一步体系化和细密化。《民法典》解释论可推动通说的形成，且可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安定性。民法学的中国元素并不影响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而是本土民法学的重要部分。民法学研究应关注“活法”，尤其是典型案例和交易习惯，并提炼社会事实，将抽象的法规范的适用情形予以类型化。民法教义学特别是其内在体系的形成仰赖其他社会科学，但在形成之后，自足性成为其可欲的目标，往往使其排除其他社会科学。民法教义学不可能也不应拒斥其他社会科学，民法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值得提倡。

〔关键词〕 概念法学;法律历史社会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习惯（法）

〔中图分类号〕D9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10-11

〔作者简介〕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博士，北京 100009。

一、导言

民法学以发现社会运行原理和人类行为规律为己任，近代民法学以及其前身，无一不以此为鹄的。果如此，民法学研究的社会事实和社会行为就具有普适性和无限可重复性，民法学也将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超越地域，“民法学”是唯一的，不存在“德国民法学”“中国民法学”等国别民法学;二是超越时间，可以毫无窒碍地解释因时代变迁出现的新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