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

卢园园

一、引言

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诸如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交通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各种问题也逐渐凸显②。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中国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走绿色、集约、高效、低碳、创新、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④。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着重指出要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⑤。

新型城镇化是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之一⑥，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指针⑦。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⑧。过去70年中国传统城镇化发展成功解决了“快不快”的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目的在于解决城镇化质量“高不高”、城乡居民“满意不满意”等关键问题⑨。

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21世纪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较快。余江指出，2000—2016年期间，中国新型城镇化率综合指数年均提高2.5个百分点⑩。卢新海指出，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⑪。吴传清等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逐年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也呈持续提升态势⑫。

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王建康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展的态势⑬。吴传清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呈现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梯度分布格局，且其空间差异在峰谷波动中有所扩大；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四大城镇化子系统发展也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特征，九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口、空间城镇化方面；经济、社会城镇化方面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下游发达地区与中、上游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⑭。冯兴华也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⑮。卢新海指出，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在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剧⑯。杨璐璐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等方面进行测度，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了探究。研究表明：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⑰。张宇指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⑱。杨佩卿指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动力机制普遍低于东部，平均指数排名呈“东部上游为主、个别偏下，西部居于中游和下游”的特征⑲。

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有着增速快但地区间差异大、不均衡的特征，这也表明如何解决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重点研究方向。

（二）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学者们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吴传清等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中，市场机制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机制、内源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影响相对较弱。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均衡发展的着力点在人口城镇化，关键在于更好地发挥政府机制作用⑳。冯兴华等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发现内源力在“藕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型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内源力㉑。王建康提出中国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且经济发展、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几个变量均为负溢出㉒。卢新海等提出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共同影响㉓。杨佩卿提出：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对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产生了正向影响㉔。

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研究

城镇化发展质量一直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余江指出，2000—2016年我国超过一半的地区存在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城镇化率的情况，质量滞后仍然是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㉕。赵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8—2017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四大区域板块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呈阶梯式不均衡分布，但总体呈向均衡化高质量发展靠拢的趋势㉖。周正柱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城镇化质量总体上不高。从时间维度看，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的城镇化质量及其分维度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都呈上升态势，其中城镇化质量及其分维度城镇化区域差异都呈现扩大态势，而生态环境区域差异呈现减小趋势；从空间维度上看，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及其分维度城镇化发展呈现“东部区域优于中西部区域”的空间特征，而生态环境发展呈现“中西部区域优于东部区域”的反向空间特征㉗。

此外，协调性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协调性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所谓协调性，就是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状态，如经济、社会、民生和环境等一系列相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即不以牺牲其他方面状态的优化为前提㉘。已有成果多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等是否协调等视角展开研究。

（一）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在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后，出现了半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不协调、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距较大，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机构优化相互促进机制存在脱节等诸多问题。要想切实解决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冒进粗放的问题，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㉙。

周敏等研究了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单向影响，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新型城镇化对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㉙。吴穹等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城镇化的单向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新型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㉚。王芳等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影响问题，得出结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循环机制，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了新型城镇化㉛。黄慧英等也通过构建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通过VAR模型分析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㉜。

（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环境恶化问题，给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及协调发展，成为了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崔木花等以中原城市群的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㉝。赵建吉等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测量了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以及二者同步发展的状态，并研究了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二，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情况整体上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第三，黄河流域超过78%的地级市为生态滞后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压力凸显；第四，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等对于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㉞。

还有学者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邓宗兵等提出，从综合水平看，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㉟。王宾、周正柱等对我国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和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出类似结论：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且协调性差，整体处在初级耦合协调区间；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由东至西逐渐衰减，且省际差距有增加趋势㊱。黎巧提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与生态建设总体呈现脱节现象，中下游省市相对于上游省市处于更高级别耦合阶段，且更为稳定；浙、苏、鄂、湘四地耦合协调度最高，黔最低；云、黔、川等上游省市城镇化建设较为滞后，其资源环境优势有待进一步开发，而沪、浙、苏等下游省市生态建设未能跟上城镇化建设步伐；且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生态建设”系统整体功效产生负协同效应，耦合关系亟待优化㊲。

（三）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研究

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要破解乡村发展的困境，振兴乡村，走城乡融合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㊳。学者们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

在定性方面，夏锋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不仅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冲击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时代命题。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要“突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㊴。叶超认为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三方面人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㊵。苏小庆认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阐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㊶。辛宝英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绿色增长机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绿色低碳宜居方向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㊷。

在定量方面，俞云峰以浙江省2001—2017年数据为样本，对两者的耦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乡村振兴指数水平每提高1%时，新型城镇化指数水平就会提高0.9414%，两者具有长期协同性。2004年之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处于失调状态，2005—2010年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演变过程中，2014年之后两个子系统处于高强度优质协调的理想状态，浙江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㊸。雷娜基于我国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关系强度。结果发现：在3年或更短的时期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从乡村振兴到新型城镇化的单向因果关系；在4年及更长的时期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双向因果关系㊹。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选择

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选择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侯为民提出，传统发展观下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两大缺陷：一是以土地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催热了房地产市场，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二是以人口数量城镇化为内容的城镇化恶化了城市容纳和承载能力。在经济新常态下，城乡协调、产业创新、经济效益和居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中心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耕地保护制度的倒逼作用，加强城镇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在产业创新和民生事业发展基础上激发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㊺。张明斗认为发展模式问题属于城镇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必须强化内生机制建设，走内生型的城镇化道路，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运行状态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㊻。

杨飞虎从包容性角度出发，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存在着城乡发展互斥、失地农民生计困境和环保压力等不包容问题，制约着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建立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包容性发展制度，构建市场调配、政府监管、社会参与的多维发展体系，形成包含总体模式、实施模式和保障模式“三位一体”的包容性发展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质量㊼。

王冠军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角度，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第一，深化改革，确保公平。要促进农民工有序转移，并完善其住房保障体系，以及帮助和促进农民工就业，确保农民工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第二，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机制，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第三，制定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开发制度㊽。

五、研究展望

本文根据上述梳理对未来城镇化研究作如下展望：第一，由于目前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区间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如何解决各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仍然是今后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发达地区如何在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同时修复生态、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如何在保持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发展，这是一个难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第三，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是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如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让乡村也兴旺发展，从而创造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议题。

注释：

①③李小帆、邓宏兵、马静：《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11期。

②⑬㉒王建康、谷国锋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地理科学》2016年第1期。

④⑦⑨方创琳：《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

⑤⑥杨飞虎、王晓艺：《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创新与模式选择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⑧何平、倪苹：《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第6期。

⑩㉕余江、叶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构建、测度与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⑪⑯㉓卢新海、柯楠等：《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9年第4期。

⑫⑭⑮⑳㉑参见吴传清、万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九大城市群2004—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冯兴华、钟业喜、李建新、黄洁：《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6期。

⑰杨璐璐：《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经济地理》2015年第1期。

⑱张宇、曹卫东等：《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5期。

⑲㉔杨佩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㉖赵娜：《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测度与评价》，《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22期。

㉗周正柱：《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及未来趋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㉘廖霄梅：《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问题及对策》，《生态经济》2018年第6期。

㉙周敏、李磊、朱新华：《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财贸研究》2020年第5期。

㉚吴穹、仲伟周、张跃胜：《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

㉛王芳、田明华、秦国伟：《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和优化》，《华东经济管理》2020年第3期。

㉜黄惠英、杨建利、王莹：《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关系分析——以河北省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20年第14期。

㉝崔木花：《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经济地理》2015年第7期。

㉞赵建吉、刘岩等：《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资源科学》2020年第1期。

㉟邓宗兵、宗树伟等：《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经济地理》2019年第10期。

㊱参见王宾、于法稳：《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时空格局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3期；周正柱、王俊龙：《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联性研究》，《城市问题》2020年第4期。

㊲黎巧、马一茗：《基于协同理论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建设耦合系统的研究》，《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㊳㊷辛宝英：《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㊴夏锋：《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5期。

㊵叶超、于洁：《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地理科学》2020年第4期。

㊶苏小庆、王颂吉、白永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现实背景、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㊸俞云峰、张鹰：《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

㊹雷娜、郑传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11期。

㊺侯为民、李林鹏：《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与路径选择》，《经济纵横》2015年第4期。

㊻张明斗、毛培榕：《新型城镇化的内生机制建设及路径优化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

㊼杨飞虎、王晓艺：《我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创新与模式选择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㊽王冠军：《生态文明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生态经济》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