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儒
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现代文论至今已诞生逾百年。而与“五四”几乎同时兴起、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西方文论也进入了科学化批评的现代新时期。时至今日,在近一个世纪间,西方文论“不但如同电击雷鸣,作为外界物冲击着中国现代文论的版图结构,而且还如同水墨画中泅散开的笔墨,与中国现代文论界限模糊,形影相随,构成它的色泽和质感”①,甚至“文学理论”这一概念本身也是西方的舶来品,几乎所有当代主流西方文论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论带来不同程度与不同方面的影响②。这些理论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受到国内理论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全新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加以变形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化的全新理论。而对于作为理论“他者”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评价观③是如何被中国现代文论吸收并运用于本土化建构的,则依然有待学界进一步的关注。
笔者此前曾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评价观大致分为客观形式论、读者导向论、外部评价论、“后”理论语境下的新文学评价观这四个有所不同但又在内部各自联系的类别④,通过认真梳理后发现,当代西方文论本身包含了多元的评价观,从批评流派的角度来看则更加纷繁芜杂,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将包括评价观在内的一系列批评话语科学化的倾向,其中也交织着人文主义传统与新的评价标准激烈交锋,这些评价观显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