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战超
西汉是帝制官僚社会的确立期,依附于制度化的皇权专制,发展出了汉代之“内府学”。这一内学形态又是建立在汉代文献整理工作之上的,汉兴以来屡有收书、藏书、校书的活动,西汉内府藏书逐步确立起以六艺经籍为核心的文献体系,并与外府所藏共同构成西汉中央官府藏书的整体。而汉代“圣室”之所好,深刻影响到汉代人对于文献的选择、整理、改造,并形成了特定的内府文献序列。正是经过西汉帝制时代的一番锤炼,围绕着“内府学”这一中心,书有内外,术有当否,学有粗密,道有浅深,成为了当代自觉的学术认知,东方朔“外家之语”、褚少孙“外家传语”诸说,即是这一基本视角的具体体现。
王充《论衡·别通》言时学之深浅,“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①,认为粗浅的学问在于民间所传学说及其时文,而深厚的学问在于宫廷之中。可知汉代学术至于东汉初期,仍然分途发展:一支以博士及其弟子为正宗,是为外学;一支在王室,奉宫廷密藏文献为正宗,是为内学。
从制度着眼,汉代以内廷而统领外廷已为常识。依附于制度建构,内学与外学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以内统外、内外互动的关系。内学与外学之间的互动,首先是内学凭借皇帝权威,对于外学有一番掌控的手段。一般而言,内学掌控手段不外以下几种:
宫禁秘藏的制度设定,对于擅写者的惩罚,如霍山因私写秘书而获罪,以及赐大臣书之郑重其事等,皆为此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