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星梅,何 明
如果把我们今天生存的社会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话,那么,它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基于社会化的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历史基础,把不同地区、民族的人类群体导进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世界历史”的开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古老的中国是在19世纪以衰败的姿态跌落进这一世界潮流中的。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铺筑了最近三百年中国一切社会变化的全局性基础,它虽然也曾偶尔荡起过历史的浊流,但其最重要的贡献,一个是点燃了“实业救国”这一最普遍的社会热情;另一个则是把“社会之基、民众福祉”铸炼为20世纪上半叶整整一代学人至深的学术情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民族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不同学科、不同背景学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正是在这一事实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经济民族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甚早,整整一代不同学科学者的研究,拉开了中国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序幕。
20世纪20年代,当陶孟和在北平开创社会调查部、社会调查所时,正是“社会之基、民众福祉”这一共同的学术信念,把来自不同学科的青年学子汇聚到一起:如汤象龙、梁方仲、千家驹、巫宝三、张培刚等,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由此而展开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拓展历程。在这一批志向高远青年学子的共同努力下,社会调查部编辑出版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