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中日忠孝文化之差异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 200040］

一、中国的忠文化

忠的概念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在人们的道德范畴之中流行开来。忠孝文化真正作为一种体系出现，源于儒家对于个人在家庭和国家的角色的理解。“忠孝”即忠君孝亲，是儒家调节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

儒家文化的“忠”不仅仅是对臣民的基本要求，而且相应的也为君主提出了方法论。《论语·为政》中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回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为君主治国贯彻孝道，为政以仁，不苛待百姓方能使百姓归心，忠君爱国。这事实上暗示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各方彼此均有道德义务相连，其中并不存在一种后者对于前者绝对的、无条件地服从。这种相互的义务和道德制约关系，构成了孔子“仁、礼”的为政思想推行的内在基础和前提条件。此外，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各应如何时，孔子回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体现了礼与忠、君与臣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季氏将伐颛臾》中的名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言国君可以通过文治教化吸引异域民众，另一角度也意味着民众可择良木而栖，选择明主投奔。这作为一种对于君主的警示，与《孔子家语》中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相呼应，进一步完善了君君臣臣的内涵。

即使是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相对立的道家，在论述忠君思想这个方面，也与孔子的思想达成了基本精神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