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多余人”
——上官金童形象再解读

⊙闫星旭［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1］

“多余人”的诞生与19世纪欧洲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余绪“世纪病”遥相呼应。勃兰兑斯认为，这种忧郁病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传染到俄罗斯后，结合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俄国文学得以创造出“多余人”这一形象典型：他们诞生在充斥着革命潮流以及阶级矛盾、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大多拥有贵族身份，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又远离人民；虽不满社会现实，却缺少实际行动去改变，而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被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的行为不论被动或主动，多一事无成或祸及他人；他们不满现状，却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而最终只能成为一个苦闷忧郁的“多余人”。

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与19世纪的俄国有着极为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曾出现过众多“多余人”形象，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及曹禺笔下的周萍等人。本文认为，当代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也应是其中之一，不论是从其所处的环境及其社会地位来说，还是从其成长过程及性格特征来看，金童这一人物身上都显示出鲜明且另类的“多余人”的形象特征。

一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旧中国苦难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对金童的“边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外敌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间。在日军大肆侵入、乡亲们大批逃亡、母亲难产之时，上官金童“诞生”了。从为上官家“接下香火”的角度来说，金童的出生算得上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金童却是极其生不逢时的。社会动乱造成了金童成长空间的动荡，家中多姊妹的情况则说明了其成长资源的极度匮乏。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J·华生提出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社会环境对一个人尤其是儿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略显极端的观点，笔者虽不敢完全苟同，但至少看到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性。金童出生在战火连天之时，就连童年也完全是在烽烟遍地之中度过的，因环境的残酷而导致的生命的逝去对于金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从人类的生命意识与其生殖欲望的关系来看，金童对生命的漠视与不尊重为其日后失去生殖能力这一后果埋下了心理诱因。由于“先天不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苦难的成长史非但没有培养出金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弘毅宽厚的性格，相反却令其表现为愚昧软弱、犹疑不绝、胆小怕事。

金童性格中最大的弱点便是懦弱，这主要从他无力反抗，也无法改变现状这点体现出来。童年上学的时候，金童是诚实胆小的，在同学方书斋被人踢了凳子之后，当老师问金童事实真相时，金童仅仅是以目光示意，因此惹上恶棍巫云雨、丁金钩等人后，被他们恶打时也不敢还手，反而是靠着弟弟司马粮和妹妹沙枣花得以解围。中年“创业”的时候，金童是窝囊的，被自己的妻子仗势赶出本属于自己的公司，也丝毫不敢反抗。对于破坏自己婚姻的第三者，金童曾暗暗发誓“下次碰到他，决不许这样温良恭顺谦让，应该对准他的脸猛揍一拳”，然而事实却是当他再次遇到第三者时，他们“彼此谦恭地笑了笑，无言而别”。晚年穷困潦倒的时候，金童的状态更是行尸走肉，在费尽心思埋葬了母亲后，因为属地问题，金童受到了“公家人”的刁难恐吓，却只会“坐在新坟前，双手抱着头，低声哭泣着”。纵观金童的一生，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构成了其苦难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这些苦难，金童不仅逆来顺受，甚至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在十五年牢狱之灾即将结束之时，他甚至“有被抛弃的感觉”，他深知自己出狱之后无事可做，居然恳求劳改队领导让自己“继续待下去”。动荡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金童软弱的性格，而这种有缺陷的性格又不断反作用于这一社会环境，由此形成“环境恶劣——性格软弱——环境更恶劣——性格更软弱”的恶行循环。金童看似处于这一旋涡中心，实则既无法融入环境也根本无力改变自己，而只能作为一名“多余人”眼睁睁地看着作为主体的自己被作为客体的环境入侵。

二

金童的生身父亲为瑞典籍的马洛亚牧师，其在体态和外貌上继承了牧师的高大伟岸、玉树临风，而实际上金童的心理成熟程度只停留在儿童阶段，这一现实对于上官鲁氏来说，是残酷的、无法接受的，对于金童来说却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

承受了由“无子”带来的冷嘲热讽、尝遍了由“求子”带来的世间冷暖、经历了由“生子”带来的生离死别，母亲上官鲁氏对金童的珍视态度溢于言表。在“后继有人”夙愿终成现实后，在“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中，在“天伦之乐”梦想的憧憬下，金童对上官鲁氏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母亲的过度宠溺竟让金童逐渐患上了“恋乳癖”——七岁仍未断奶。青年时期一次发病竟几乎致命。这一心理疾病最终导致了可怕的生理障碍，以致金童最终丧失了生育能力。上官鲁氏对儿子的偏爱为金童今后沉溺在徘徊、彷徨与彳亍之中的人生做好了铺垫。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到，儿童早期的思想要在逐渐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得到纠正，才能最终产生强烈的独立意识，并逐步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上官鲁氏对金童的过度保护使得金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外界，也就无法理解和读懂这个社会以及除母亲之外其他人的内心，从而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成年之后都没有学会与人正常交流，结果成为被他人排斥着的、“边缘化”的“多余人”。

由“恋乳癖”带来的耽于幻想是金童的另一大性格特征，这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一生沉溺于母亲乳房中的一个精神侏儒。金童的恋乳是从哺乳期开始的，为了自己“独享母乳”，金童不准同胞的盲眼姐姐吸食，否则就会大哭大闹。为了不让自己断奶，金童以装死、绝食、离家出走甚至吞金自尽、投河自杀的方式抗争。而到了青年时期，金童依然只能以乳汁为食，且患上了“恋乳厌食症”。直到他成年之后，他的心智也依然停留在儿童阶段，他即使没有任何生理缺陷却依然有着生理障碍，他依然无法正常地理解两性关系，只是一味地靠着主观臆测做着白日梦。当然，金童也是有机会回到正常的人生轨迹的，在十八岁的时候，通过运用苏联医学家的科学疗法，金童终于变得和普通人一样。然而在看到娜塔莎的照片之后，金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他的病又犯了。之后的上官金童，不管是在经历洪水灾难的时候，还是在被捕入狱的时候，抑或是在被妻子赶走、人生完全沉入谷底的时候，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一直主宰着金童的人格。他曾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在辉煌的日子里，他手持着传说中的龙泉宝剑……让他们一排排地跪下”；也幻想着“然后扬长而去，任那女人杀猪一样哭号也不回头”。然而社会现实与金童的幻想却始终“事与愿违”——金童被社会抛弃，被严重边缘化，他几乎得不到爱，也无任何人真正关心他。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说：“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它们很自然地分成两大类。或者是野心的欲望，患者要想出人头地；或者是性欲的愿望。”的确，金童的一生是处于苦难之中的，是被正常人的世界排斥在外的。对生理障碍的厌恶与无可奈何、对飞来横祸的逆来顺受，潜意识里对回归正常人生的渴望、对得到他人关爱的渴求，以及这些要求根本得不到满足的实际情况，使得金童更倾向于幻想，也只能通过幻想来满足自己。实际上金童终身不愈的“恋乳癖”表现的正是一种对女性的崇拜意识，以及金童在特殊环境与人生经历中生发成的一种畸形的生命意识。乳房是繁衍生命的象征，是幼儿茁壮成长的保障。金童将本应正常的生殖欲望与生命意识全盘转移到了乳房之上，却使其染上了龌龊、猥琐的色彩——而这种畸变了的意识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都是为社会契约所不齿、所排斥着的。因此也是金童被严重“边缘化”而成为“多余人”的罪魁祸首。

三

作为一名另类的“多余人”，上官金童与文学史上其他“多余人”形象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性。金童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生活空虚、耽于幻想；没有出路、无力改变，且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是其典型的作为“多余人”的人格特征与标志。然而在社会身份方面，“先天不足”的金童既不像普希金那样高高在上的贵族身份，也不似高觉新那样具有厚德载物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只是作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下层人士存在于文本之中，通过沉溺于幻想、主观地臆测过着无人能理解、社会所不齿、世人所歧视的微不足道的生活。对于他年近五旬仍然靠着母乳充饥这一变态、猥琐的行为，就连上官鲁氏也对其充满鄙夷：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沉沉的暮气里，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目光轻蔑地盯着他”。

其实，在看不到出路也无法改变现状这一点上，上官金童的情形与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既有相似又有区别。面对母亲的责问，金童抱怨地问道“我能干什么呢”，金童至少看清了在心理和生理上均有障碍的自己是根本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的。换句话说，上官金童即使有能力看清现状，但也根本无力改变，甚至自始至终未曾做出过任何些微的尝试，他连走出困境的胆量也未曾有过，他的身陷囹圄，是作茧自缚，是自讨苦吃。旧社会的戕害在一定程度上要为金童的现状负责，然而最终让自己身陷泥潭、穷途痛哭、被边缘化、多余化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金童本身；与之对应，奥涅金的“多余感”在极大程度上却是源于当时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文化与沙俄腐朽、陈旧、反动的旧文化的冲突这一外在环境，故步自封的贵族阶级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激发了俄国知识阶层的思考。奥涅金看到了周围风暴的聚集以及自己的尴尬境地，从而极其渴望改变、不甘沉沦，却终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再从人物结局来看，其实毕巧林也是如此——看穿了社会，也看穿了自我，试图以“征服”外在世界来摆脱自己“多余人”的身份，却终究因个人诉求的超时代性与所处时代的落后性，以及用于满足诉求之手段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而以悲剧收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的“多余人”身份特征呼之欲出，但也更显另类。或许在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为我们所熟知的“多余人”形象中，也只有奥勃洛摩夫与其类似，二者均有着正直、善良的性格特点，也都慵懒懈怠、无所作为，因循守旧、耽于臆想；一位只担心自己的饮食，另一位只关照妇女的乳房。

此外，上官金童“多余人”的身份还体现在他虽拥有着极为出色的记忆力与极高的音乐天赋及外语天赋，却一生沉迷于歪门邪道而终至碌碌无为。在音乐课上，仅用一节课的时间就将《妇女解放歌》完整、准确地唱出来的，只有金童一人；在十八岁暂时脱离了恋乳厌食症之后，金童一度学业突飞猛进，当了俄语课代表，被做过翻译的老师称赞为是外语天才。然而就是这样一名有机会接受高级教育的“初中部最优秀的学生”，却终因各种因素而泯然众人，成为社会的弃儿而被贴上“多余人”的标签。其实对上官金童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是与“对照”密切相关的。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首先，是金童在学习方面挖掘出的极高天赋与其穷苦潦倒的人生形成对照，这体现出的是在他人格方面占据主导性的性格缺陷使其成为“多余人”的必然性及不可逆转性。其次，是金童的地位与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上官家仅存的男子，金童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反而是上官家的女儿们为了上官家奉献出她们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再次，是金童畸形及薄弱的生命意识与上官家女性自然的甚至膨胀的生殖意识的对照：本应在生殖行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男性，却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失去了最终价值之后而成为一名纯粹意义上的多余人。上述两点体现出的是作者莫言对男权意识的大胆嘲讽与解构以及对女性在人类繁衍与延续中伟大之处的赞颂。

总而言之，通过将金童作为一名“多余人”看待并考察其与文学史上其他各具特色的“多余人”形象的异同，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新”身份的普通与另类之处——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抗争的勇气而只能忧郁、彷徨地虚度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清自己的处境而缺乏改变现状的意志与行动能力；在某些方面拥有一定的才华却白白浪费；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喜欢以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融入环境；其被严重边缘化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缘于自身。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