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从文的五四精神看《边城》的生命意识

刘 斌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在中国，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以追问生命个体内在的主观意识、生命价值、生存和死亡的意义为主要线索，注重作为生命主体“人”的自我发现，并把“人”的本质力量提高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巨匠的沈从文，其创作无可避免地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无论是人生理想还是创作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可视为是五四精神的余波。先看人生理想方面，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边境地区参军的沈从文并没有直接地投身于革命浪潮中，但是五四运动的余波——“新书报”“文学革命意义”“新的社会理想”都给予了他“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从而为沈从文进京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改变了其生活环境和人生走向；再看创作风格方面，“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使沈从文意识到要创造出“适合与大众幸福的新的”和“适合于大众理解的”[1]作品，选择一种平易近人，贴合大众的写作方式，这种审美标准促进了沈从文具有个人特色的乡村抒情体的形成；最后，再看审美趣味方面，经五四文学精神洗礼后的沈从文认为文学应该坚持独立自由以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所以作家不仅需要有“清明合用的脑子”，还需有“自由运用的笔”，即秉持自由、独立与诚实的写作态度面向社会。沈从文代表作之一《边城》中的生命意识便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