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为
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毛泽东的解放观视为其政治哲学对已有政治规范的历史性颠覆。由于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近乎本体论的定位,人的解放不仅包括必然的认识和主观的自由,更意味着世界的改造和实践的自由。〔1〕进而,随着解放实践的主体被定义为人民群众,曾经具有规范意义的解放观及其哲学就只是实践过程中的“道理和方法”,而言说政治和哲学的人则必须走到群众中间去。〔2〕这就推动解放过程中不同主体的重叠共识,即新民主主义所要实现的是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3〕然而,当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了生产力落后和内外矛盾时,曾经聚焦于唤起解放主体之能动性的政治哲学就不免要“重新界定政治领域”,将解放重新建构为革命的价值规范并扩大到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所有方面。〔4〕但是,就其概念的最初定义和实践规范而言,毛泽东无疑发展了既指向结构性(民族性)解放,又兼顾国际主义导向的解放观,不仅回答了在阶级社会中如何唤醒解放主体的问题,更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解放、为谁解放、如何解放等实践问题。
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颇为含混。尤其在1921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一方面将民主视为解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却深感人民无法担负起基于理性的自由理念的建构与实现。当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