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研究的冷思考

苏全有

近代中国的慈善义演问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的带动为契机，研究成果迭现。就其内容而言，较为广泛，如人的元素，包括组织者、艺人、受众等；也注重区域发展、脉络，同时进行着整体构想、资料整理等。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毕竟近代中国慈善义演课题才刚刚兴起数年而已，其中有待改进和深化之处难以避免。

一、正面研究多，另面研究少

慈善义演是一个很自然也很容易被认同的行为，因此，学术界多着意于其积极的方面，比如有论者就认为，慈善义演包含了提振中国精神和国民意识等更高层次的意义①，还有论者提出了“公共社域”②或“场域”效应概念③，指出慈善义演提升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并促进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话语的传播与再生产。诸如此类的正面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

不过，这其中也有学者对慈善义演在近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开始有所触及。如张秀丽在研究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的助学募款问题时就强调，助学义演筹款活动存在不实或欺瞒现象。④朱从兵在《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一文中也点出了“情感悖论”问题：如果义演救助的是灾民或难民、身处困境之人，受助者可能是悲凉的，而义演或有说教、抚慰的功能，如安排不当，就可能是愉悦的欢场，以乐救悲，底色的情感基调似乎是不协调的，面对灾难，革命的乐观主义固然是需要的，但几家欢喜几家愁，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受众可能欢娱的背后，受助者的尊严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义演就是表演的慈善，这种慈善未能将义演受众和受助者的情感协调起来。直接面向灾民或难民的义演，受众和受助者是同一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受众和受助者不同一，这种情感悖论现象就可能存在，如何化解这个问题，不同的义演组织者有不同的考虑和应对。因此，慈善义演的这种情感悖论是值得研究的。⑤这里朱从兵所提出的情感悖论，值得我们深思。

“情感悖论”涉及到了慈善义演的特质：“寓善于乐”。古代遇到灾难，停止各类娱乐形式，与近代慈善逢灾难而娱乐的寓善于乐相对比，其有可资总结和反思的所在是什么？慈善义演中“乐”的因素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比如抗日义演萦绕观众的是“苦”，是“恨”，同样都是救难，国家之难、民族之难我们要恨，而灾民之难却要“乐”么？其实这个矛盾，在近代就已经引起了国人的热议。

鲁也彦在1935 年曾作有一幅漫画——一边是难民在水中挣扎，另一边是翩翩起舞，站在中间的慈善家对灾民说：请你们再忍耐地在水中泡几天吧──他们正为你们而跳舞呢！⑥漫画生动形象，道出了慈善义演与生俱来的“原罪”。鲁迅表述得也许有些夸张，可夸张之下的是真实，是残酷的现实。

同年，林语堂曾著文道：Beverley Nichols 著有多篇启蒙类文章，“内容一律取问答题材，一母一女，女也不知几岁，总是跟一切活泼小孩一样，问东问西，而所问又都是极天真极有理的话，因此常常刺着大人的伤疤。借此大人之虚伪，可笑，无理，势利，愚蠢，顽腐都被小孩问出来了”，“此小孩总是东拉西凑，层层迫入，而最妙是那母亲中伤之时，无可奈何，总是用严厉的教训作遁辞，大致是‘你早晨手也没洗’，‘你又把手指放在嘴里’这极有声有势的敷衍过去。而每次问答的结果，虽然小孩总是被人教训，而实际上读者公评都是小孩胜利的。我们想，世上如许欺诈、虚伪、陋俗，顽固之事，那堪一聪明孩子本着天真纯朴的眼光去追究？因此他这体裁，几乎对社会上无一事业不可用来戳穿，讽刺。”“现姑就《慈善启蒙》译出作一举例。中外常有假赈灾之名开跳舞或化妆大会，给与绅士闺媛作乐个一夜痛快，其实在灯红酒绿之下，有谁真想到那被赈的灾民？”⑦在林语堂的文章里，慈善义演竟然与“欺诈，虚伪，陋俗，顽固”等相联系。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是林语堂对苦乐两重天的强烈不满。林语堂作为近代著名作家，他以文学随笔的形式所触及的问题，生动形象，发人深省。

1941 年，上海《时北月报》发表署名“浮生”者著文《慈善跳舞》，主旨即否定慈善舞会。文章写道：“早不久，有一般青年学生本着见义勇为的精神，发起所谓慈善跳舞会，门票每张五元。据说目的是在筹募一笔款子为救济难民，由这件义举便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争论。”其中反对派的理由是：“慈善固是好事，跳舞却不应当，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不论你根据甚么主张，跳舞究不是青年人们所应当提倡的。慈善款子尽可由他法筹划，不必定要藉跳舞。”赞成者的理由是：“慈善既是好事，那末办好事尽可不择手段，不问方法，只要达到目的就好。而且举行跳舞筹款，比较一点事不作，一点款不筹总好一些。他们认为人们不该起来反对，阻拦这项义举。”接着文章的作者抛出了自己的观点：“据笔者的眼光看来，慈善固是好事，但是要藉着慈善之名以行其私欲的事，便不是好事。因为社会上的许多坏事情往往罩上一件光明堂皇的外衣，使人扑朔迷离。”“而且平心静气的说来，跳舞究不能算是一件好事，青年们请举目看看，再从远处看看，在这个时代跳舞，是生的庆祝？还是死的哀悼？”最后，作者提出两个问题请青年人思考：“难道除了跳舞之外就没有别的筹款方法？”“凡是藉了慈善之名的任何事难道就该赞成？”⑧在作者看来，无论是不是为了慈善，跳舞都不合时宜。因此，慈善舞会不可取。对慈善舞会的否定，表面上是否定舞会，其潜在的否定则是触及到了慈善的情感悖论。

慈善义演中的苦乐冲突之外，近代国人对义演的形式也多有微词。

1917 年，《慈善游戏》一文称：“今年北方洪水为灾之后，沪地筹赈机关林立，匝月以来，集款未有成数，乃不得已而假游戏法术，为吸收金钱之计，以充振灾之用，其心亦良苦矣！呜呼！以办理慈善事业，而亦必出此迎合社会人心理之举动，姑不问执事者之苦心为何如，而我社会中一种急公好义之思想，将积渐而愈微焉，呜呼！”⑨必须迎合社会人心理，方能筹款推进慈善，针对这一慈善义演的筹款间接功能，文章感慨的是急公好义风尚的式微。

1924 年，署名“天迟我生”者著文，针对演剧筹款评论道：“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个声浪和空气，几充满了内地，一时难以打破，累得那彼自称慈善界并那教育界，忙个不了，并且废去许多时间，消耗许多脑力，很热心去干这事，结束固得到了效验，是被大众不赞成的批语罢咧，唉！”“既称了慈善界的名号，也该自己解囊助款，什么一毛不拔去演剧筹款呢？这不是可有猜疑的败处么？”“有的说因学校里的器用品缺少，出于何奈筹款，这是为教务上起见，什么学校初立的时候，经那前辈的教育界办理，难道他们都从演剧筹款么？可想而知现今的教育，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但晓得抱定了快发财的心理，不顾旷日废课、伤风败俗、去做那演剧筹款的恶例，这不是太抹煞了教育界的前途么？”⑩演剧筹款被认为是伤风败俗，慈善界和教育界应该自己捐款！于此可知该文作者对慈善义演的否定态度之鲜明。

1935 年，署名“荷生”者著文言道：“自从今年黄河长江的水灾发生以后，色情都市的上海，便玩出了‘加冠’、‘花选’、‘舞选’，这一套助赈其名敛钱其实的把戏来。”“由于这一套把戏的陆续发生，我们又不禁想到了上海的以至全国的慈善团体、公益机关；还有那过去不知多少次的‘募捐’‘赈灾’的糊涂账。”“我们不能坐视这一般丧心病狂死且不悟的妄人来灭绝国家一线的生机、一线的希望，那么政府当局切切实实雷厉风行的‘慈善统制’，实不容再迟疑延缓了。”⑪这里道出了慈善义演中的舞弊敛财的管理缺失。敛财的弊端，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容让的问题。

此外，1936 年李尚白提到慈善跳舞会的“狂舞”⑫，1946 年唐菁称慈善舞女陷入“疯狂状态——他们是在狂欢”⑬，暗含的是不满和否定。1948 年，还有文章认为，“慈善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救人，而只是供某些富人们借此去沽名、忏悔、取乐或是消遣，甚至于更由此而纵容起作恶，替一些坏事做藉口。慈善是一罪过的事，是一拍粉点胭脂的魔鬼。”⑭“拍粉点胭脂的魔鬼”，更是对慈善的完全否定。

由上可知，近代国人对慈善义演无论是“情感悖论”还是义演本身，多有另类认知，对此，我们固然不一定要认同，可确实需要认知，需要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正面研究，还要致力于另面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研究当中不仅仅在慈善研究领域如此，在其它不少的领域当中亦多如此。往往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出现，学术界多从正面入手，予以认同式研究，着意的是积极的层面，强调的是进步的意义，当然，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领域新兴的驱动所在，可这不能成为我们去除全面认知的理由。毕竟，只有全面把握问题的全部，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标。具体到慈善义演问题，由于过去我们对此问题的漠视，因此近年来所展开的研究将之纳入视野当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正面，换言之，正面的存在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以至于出现了正面研究精彩纷呈而另面堕入冷宫的现象，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多元化的视角需求

如果说另面研究不够是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研究内容方面的缺失的话，那么在研究视角方面，也有一个由单一视角向多元视角的转向需求。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代视角、跨学科视角及比较视角。

古代视角：

为什么研究近代中国的慈善义演，却要强调古代视角呢？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寻根。必须承认，我国古代慈善思想博大精深，蕴含丰厚饱满。单就慈善义演来说，亦是如此。比如传统的义务戏，包括庙会演戏⑮、演戏敬神⑯等就具有慈善义演的功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努力爬梳探索，再现近代慈善义演在古代中国的庞大根系，落实“在中国发现历史”。

长期以来，学术界饱受西方侵淫和钳制，这体现在内容方面就是中国史成了西方影响史。包括在慈善义演研究方面，长期以来的惯性认知驱使我们探求的是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⑰，并将之归为最为主要的所在，而之外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当然了，西方影响确实很大，不容轻视，但是无论如何重要也不能是唯一。之一就是之一，不能将之一视为唯一。

近代以来我国的西学之路，我们只是看到了得，而未看到失。加以西方强势文化的强化，以至于“中国在西学中失去了什么”这样的想法，失去了生成的可能。研究界弥漫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深入民众认知层面。

试举一例：狐假虎威一词来自《战国策·楚策一》：“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对此，民国时期教育部审定、绛州商记印书馆印行的《通俗国文教科书》 第三册课文“狐假虎威”道：老虎想吃野兽，遇见了狐，狐说道，“你敢吃我么？上帝教我当兽里边的王，今天你若吃了我，一定要得罪上帝，你若不信，请跟我走，看那些野兽见了我，有不跑的么？”老虎就跟上他走，野兽看见，果然都跑了。老虎只当野兽真怕狐，不想还是怕自己的，这就叫狐假虎威。⑱将天帝改为上帝，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尽管古有“五方上帝”之说，然而在民国时期，更易于将国民误导向西方的上帝认知。尤其是学校教材中这样的表述，简直就是在为西方化播种，西方化要在少年学子中植根开花。考虑到教材一般滞后于学界研究，民国史学的西方化之严重也就不难想象了。⑲在今天看来，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西方化思潮的顶峰。

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仅导引我们去做什么，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导引我们不做什么！研究者往往失却了反抗意识，或抵抗意识，进入到了一种不自觉的自然状况，即下意识甚而无意识，即所谓的“麻木不仁”。基因于此，古代中国慈善义演被冷漠甚而弃置一边。

要深化慈善义演研究，就必须回到中国，由向外而向内，重塑本土史学，重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书写原汁原味的中国慈善义演历史。植根华夏大地的慈善义演之花，绝对不是嫁接过来的西洋花蕊。

跨学科视角：

学科设置的专门化是学术走向深化的重要路径，数十年来学术的进步，与学科专门化息息相关。不过，在受益的另面，一个不容规避的事实就是，学界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微观个案层面。治史者受前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视野欠开阔，边界意识、恋地情结（topophilia） 及内向型(introversive)思维倾向十分明显，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 的开放理念。总的感觉是少了一些“大气”，而多了一些“小家子气”。甚而不由让人产生浓浓的忧虑：“瞎子摸象”失却整体本真，可能我们研究的结论就是一个微观正确的宏观错误。具体到慈善义演方面，就是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

以经济视角为例，若以经济学为支撑，在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下，研究者会围绕慈善义演的经营、运行及管理开展研究，比如在收入问题上，相关记载有不少公开发布⑳，那么，哪些是资金的净流出区域与净流入区域？其经营都有什么变化？运行的效果如何？考虑到慈善义演具有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剂功能，其与国家资源分配调剂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次第生成并渐次解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量化史学。准确的说，这应该是经济史学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短板。因此，慈善义演课题若能开展定量分析，避免泛泛的定性分析，将会对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大有裨益。对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所承受的外来的质疑、挑战，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应甚而是回击。

再如灾荒史视角，作为大灾大难之类的极端行为驱动下的经济收入被动调节，慈善义演更多的是针对灾和针对难，因此，灾荒史的视角需要高度重视。过去灾荒史关注过义赈㉑，却忽略了义演。若将义演举办与灾害发生进行对应分析，研究课题必有新天地：二者的契合关系之外还有没有非常态？导引灾害与义演的中间环节除了媒体之外还有什么？另外，就灾害的类别来说，可分为天灾和人祸，民众的反应又有什么差异？灾荒史研究应该纳入慈善义演的内容，慈善义演课题也应该借助灾荒史视角开展研究。慈善义演课题与灾荒史的交融，结果必定是双赢。

此外，是艺术史与体育史视角。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形式，郑利南提出，义务戏之外，还有游艺会、电影、音乐会、话剧等新型娱乐内容㉒；王天根补充了歌剧、说书弹词、话剧、马戏、魔术、武术擂台赛等㉓；梁家振另提到了杂耍㉔；郭常英、贾萌萌还提到了慈善舞会、义赛㉕；蒋泽航提到了歌舞剧㉖等。这一切大致可以归为艺术史与体育史的范畴，不过，仍有一些有待探究的方面，其中艺术史方面，如播音㉗、口琴㉘、时装㉙等；体育史方面，如篮球赛㉚、足球赛㉛、游泳赛㉜等。一言以蔽之，慈善义演是艺术、体育研究所必须关注的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慈善义演中的艺术形式，服务于慈善，是慈善的政治化诉求和经济化诉求，是政治与经济在借助艺术，而非艺术借助政治、经济。

上述之外，跨学科视角还应该涉及哲学（阐释“寓善于乐”慈善理念等）、管理学（如组织者的研究）、文化学及娱乐史等方面。

比较视角：

与古代视角和跨学科视角相类似，比较视角是深化研究的重要方法。

有关近代中国慈善义演课题的可资比较的内容很多，第一，慈善义演中的社会行为与政府行为，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方面，而对政府方面的着力不够，其中政府管理与官员个体研究就是一例。慈善义演中官方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需要重视。

第二，慈善义演之外，另有非慈善义演，如抗战义演等。那么，慈善义演与非慈善义演有什么差异？比如在收益效果方面，又比如在凝聚人心方面等等。这种差异，也许可以发见出乎意料之外的问题。

第三，是区域差异。近代中国慈善义演总体上是从沿海向内地，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农村难道就没有慈善义演活动？农村的慈善义演活动，应得到相当的重视。进而言之，国外呢？可不可以进行中外比较呢？

第四，慈善义演自身，就其类型而言，包括有针对性的直接慈善义演和没有针对性的间接慈善义演，其民众反应及效果有什么差异呢？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这里有一个慈善常态化的问题。

第五，以道德为评点，慈善义演可分为道德层面和非道德层面两个方面，目下主要是道德制约下的研究，那么非道德层面我们怎么看？比如慈善义演的社会动员功能？这里面有没有国民性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探究。

此外，还有慈善义演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样态对比等等，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以上我们分析了近代中国慈善义演课题在研究内容和视角方面的有待强化之处，之外还有尚需推进之处，如民国前期的助学㉝、慈善义演的定义㉞等等，在此就不赘言了。

注释：

①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2 期。

②刘怡然：《慈善表演/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 年第4 期。

③郭常英：《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 年第3 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12 期。

④㉝张秀丽：《义演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的助学募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

⑤朱从兵：《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史学月刊》2018 年第6 期。

⑥鲁也彦：《慈善家对灾民说》，《独立漫画》1935年第1 期。

⑦林语堂：《慈善启蒙》，《文饭小品》1935 年第3 期。

⑧浮生：《慈善跳舞》，《时兆月报》1941 年第36卷第1 期。

⑨记者：《慈善游戏》，《留声机》1917 年第8 期。

⑩天迟我生： 《慈善界教育界之演剧筹款谭？》，《晨钟》1924 年第3 期。

⑪荷生： 《慈善统制》， 《新人周刊》 1935 年第1期。

⑫李尚白：《谈慈善跳舞会》，《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 （半月刊） 1936 年第6 期。

⑬唐菁：《慈善舞女——顾丽华的戒指》，《海涛》1946 年第22 期。

⑭屏溪：《论慈善是一种罪恶》，《论语》1948 年第157 期。

⑮［清］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四十一，清道光十四年刻本，第942 页。

⑯［清］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49，清道光八年刻本，第859 页。

⑰岳鹏星：《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 《史学月刊》2018 年第1 期。

⑱ 《通俗国文教科书》第3 册，绛州商记印书馆印行。

⑲苏全有：《当今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去“西方中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5 月31 日。

⑳ 《慈善游艺会收入报告》，《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 年第1 期。

㉑苏全有、闫喜琴： 《论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天府新论》2005 年第4 期。

㉒ 郑利南： 《抗战时期平津地区慈善义演研究（1937—1945）》，河南大学2017 年硕士毕业论文。

㉓王天根：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省思》，《团结报》2018 年4 月19 日。

㉔梁家振：《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慈善义演与都市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8 年第6 期。

㉕郭常英、贾萌萌：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活动探析》，《中州学刊》2018 年第2 期。

㉖蒋泽航： 《1912—1927 年新型民间社团义演研究》，河南大学2018 年硕士毕业论文。

㉗ 《慈善播音大会中明星灿烂现出》，《青青电影》1940 年第40 期。

㉘王石：《光明慈善口琴大会散记》， 《中国口琴界》1947 年第8 期。

㉙ 《仕女装束展览会之创举：完全慈善性质画话》，《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6 年第69 期。

㉚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近讯：理发业举行慈善篮球赛》，《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 年第42 期。

㉛ 《中西慈善足球赛纪》， 《勤奋体育月报》 1936年第5 期。

㉜ 《慈善游泳对抗》，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1938年第40 期。

㉞周秋光： 《关于慈善义演研究与文献整理的思考》，《史学月刊》2018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