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博弈北条时宗
——战略管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复合视角

高小岩 阿米尼古丽·阿不力提甫 全美英 祁进玉

（1.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029；2.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北京 100097；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13 世纪，蒙古人在欧亚大陆掀起了征服风暴。强大的骑兵冲锋能力和最新的攻城器械如投石机、破城槌等，成吉思汗用夺取城市所需的围城武器补充了他那举世无双的军队[1]，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被占领领土[2](P691)。对蒙古人在东亚崛起的背景[3]，既有归因于地缘政治变动背景下，成吉思汗作为军事领导者的能力，也有人解释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类型使然，还有人认为“中世纪暖期”是引发牧民生存理性扩张的“历史关节点”[4]。全球变暖的最后爆发使蒙古人从亚北极的默默无闻者上升为世界征服者[5](P159)。也有人推测，亚洲和欧洲一样，经历了一个小的冰河期[6]，无论何种原因，策源于蒙古高原的冲击波向四周扩展，“东从日本海、东海开始，西至黑海、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包括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几乎所有大陆地区都在掌控之下”[7]。蒙古帝国疆域如此辽阔，以至于日本武士和日耳曼骑士在不知对方存在的情况下，实际各自在与同一个敌人作战[8]。100 万蒙古人控制了旧世界的三分之二[9]。蒙古扩张给被征服民族和征服者本身也带来了许多变化[10]，域内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尽管日本周边海域与欧亚大陆有地理分隔，但其历史文化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密切关系。忽必烈的舰队在1274 年和1281 年对日本侵略未遂，对日本也产生重大影响[11]，称为モンゴル襲来（蒙古袭来），不仅是作为界标性历史，而且是深入记忆深处的集体意识而存在。

1274 年和1281 年蒙古进攻日本是忽必烈在高丽臣服成为藩属后为征服日本的重大军事努力。蒙古、朝鲜和中国军队，尤其是第二次入侵的舰队规模更大，朝鲜以及中国南部的海员和船只都参与了，登陆地在靠近韩国的日本岛屿与九州西北海岸[12]。尽管最终失败，但远征绝无仅有的庞大规模、充满戏剧性的猝然终结以及对东亚后世的微妙与深远影响，成为历史关注的的焦点。在日本历史上被列为国家事件。日本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由于大风暴，蒙古舰队在海上两次损失了高达75%的兵力和补给[13]。其他原因包括东征军对日本环境缺乏了解、蒙元军不善水战、内部矛盾重重、将帅指挥不当以及中朝民众的厌战情绪与反抗等。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曾两度施威摧毁忽必烈（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孙子）的船舰[14]，将日本从忽必烈入侵中解救出来[15]。当然，突遇台风导致失败是主要原因，也有偶然性，但完全归咎于此，显然不科学[16]，以偏概全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会导致对如此复杂事件的结论完全失真。

忽必烈派大军跨海进攻日本，第一次是公元1274 年，即蒙古忽必烈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日本史称”文永之役”。第二次发生于公元1281 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日本史称“弘安之役”。此时是南宋灭亡后的第三年[17]。此战是亚洲大陆国家向岛国大规模用兵，距离、人数与跨海作战难度在冷兵器时代罕见的一次战役，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

忽必烈与北条时宗:可汗之威与武家之怒

忽必烈夺取蒙古大汗宝座后,一方面用“行汉法”来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又想在外部世界面前确立起霸主地位[18]，希望建立由蒙古人主导的天下秩序。他理想中的的政治图景是不仅要成为蒙古与中原之主，而且要成为包括南宋、高丽、日本、越南等四周土地的支配者，即为天下主，高丽以弱抗强后还是不得不求和蒙古以保全其国[19](P47)。蒙古人在朝鲜半岛建立征东行省，在征服朝鲜及进攻南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20]，日本被提上议事日程，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切断南宋与日本的联系以一一击破。中日自遣唐使外交到因新罗、百济交兵后入低谷，到宋金时又迎来高潮，日本从对宋贸易中获益颇多，平清盛曾将对宋贸易作为政策基轴，忽必烈对日宋间联系深感忧虑，担心日宋互为犄角对抗蒙古。第二，与忽必烈建立个人权威有关，他迫切需要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海都的权力斗争中，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支持阿里不哥，只有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托雷第六子、蒙哥的六弟）支持忽必烈。术赤系诸王、察合台系诸王在忽必烈与海都间，也选择支持海都。中统元年（1260）到五年，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进行了长达4 年的战争，从双方力量看，谁都没有取胜把握，但忽必烈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支持，加上他的政治智慧，终于战胜了对手[21]。库利尔台，蒙古语聚会之意，蒙古诸汗即位，须经库利尔台会议通过[22]。1260 年忽必烈被推为大汗的库利尔台大会，大部分蒙古贵族没有出席，因此他当选并不被多数人认可。因此忽必烈急于通过战功与实力来震慑压服诸王，他已在对宋战争中屡立奇功，如果在对日远征中建功立业，对树立威信至关重要。第三，由于蒙古频繁用兵，军费耗资巨大，需要占领新的地区来获取财物。日本盛产白银、硫磺等战略物质，控制日本可以满足蒙古统治层对奢侈品与财富的需求，纾解连年用兵造成的财政亏空，而且，日本常年供给南宋硫磺造火器使蒙军损失惨重，因此在对宋战事渐入尾声、兵力能腾挪的情况下，忽必烈便一边派使臣诏谕日本，一边在朝鲜半岛距日本最近的的地方另作准备。高丽在蒙古疆域最东侧，最接近日本，自然而然把一些关联事项委托高丽代办[23]。高丽北有蒙古、南有倭寇，很难置身于外。高丽元宗由于害怕蒙古军进入高丽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本的战争[24]。1266 年至1273 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五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始终未得到日本回应[25]。因为日本将南宋视为中华正朔，将蒙元视为夷狄，对蒙元多次遣使置之不理。

实际上，在蒙古使臣来日本前，执政的镰仓幕府已从各种渠道了解蒙古，预感到蒙古在降服高丽、南宋之后，不可能放过日本。日本情报来源大多来自南宋。而南宋受到蒙古攻掠，对蒙古抱有憎恨的态度[26]。日本孤悬大海，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外部威胁，虽然对蒙古兵锋有所耳闻，但是作为一个岛国，在退无可退时只能背水一战，对可能来袭的九州方向上，武士和御家人作战训练就是以应对蒙古入侵展开的。其实，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27]。蒙古国书即为明证，曰“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联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联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族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己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联志，冀自今以往，问结好，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28]。国书副本现藏于奈良东大寺，虽然前半部分言辞恳切，然而，并未让镰仓幕府执权、时年不满30 岁的北条时宗感到被平等对待，日本为了维护它的独立地位,不愿被纳入以蒙元为中心的秩序体系中。文化人类学察觉到不同文化环境下对行为的理解差异，日语文化环境里特别注重恭敬与礼节，忽必烈的国书在日本人看来带有胁迫意味，尤其文末“以至用兵，孰所好。王其图之”的措辞，北条时宗觉得是明显恫吓与最后通牒，他旋即下令九州各大名回驻地整军备战，九州防线西移增固靠近中国方向的沿海防线，还组织多场禅僧法会为前线日军祈愿。蒙古屡次遣使都被北条时宗拒之门外，多次外交渠道招抚日本杳无音讯，忽必烈逐渐失去耐心，倾向于采取军事手段迫使日本屈服。

1274，疾风与沧海，文永之役

日本对蒙古人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征日必须通过海军跨海作战[29]。从中国到日本列岛距离遥远，海洋情况复杂，历史上来往的船只经常遭遇不测，按当时的航海条件，运送大规模军队有很大风险，只有在朝鲜半岛南部距离日本最近的地方出发，才使作战有一定可能性与操作性。蒙古人将征东行省设在高丽，就是基于以高丽为跳板图取日本的考虑。但是高丽国小地狭，经历与蒙古的战争长达几十年，民力几近枯竭，蒙古军在高丽人马粮草得不到补给，转战日本可能是对外解决部队补给的潜在途径。从高丽的角度看，由于高丽常受倭寇侵扰，高丽人也希望借助蒙古军队，一举消除对半岛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把蒙古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减轻高丽的负担。其实，高丽一直很忌惮蒙古人影响高丽的独立，或明或暗的抵抗从来没停止过。从1231 年到1273 年，蒙古先后九次征讨高丽。高丽高宗避居江华岛，就是看到当时蒙古没有水军，打算长期抵抗，但是，1258 年主张弃陆保岛的权臣崔氏被杀，至元六年(1269)，林衍擅自废立高丽元宗，元朝趁机干涉，改变了高丽政局，1273 年元朝与高丽联军平定三别抄叛乱，占领济州岛，高丽最后的反蒙势力失败，同年高丽世子愖与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在大都完婚[30]。世子王愖是为高丽忠烈王，高丽元宗王禃之子，忽必烈与高丽的政治联姻在此时确定，从而决定了元朝与高丽关系的格局[31](P45)。高丽君主即位前，必须到元大都长大成人后，方可回国继承王位，至此，高丽彻底成为从属于蒙古的属国。

1265 年，忽必烈“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32](P4675)，至元三年（1266 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高丽向导将蒙古使臣引至巨济岛便返回，未能到达日本。次年六月，忽必烈再派里德等出使日本，严令高丽务必将使臣护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等代替蒙古使节传书，镰仓幕府拒不答复元朝国书，潘阜等人不得不无功而返。至元五年（1268 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元使到达对马岛，仍被拒之门外。至元八年（1271 年）和至元九年（1272 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均滞于日本太宰府，未能进入京都。五次通使不成，忽必烈考虑使用武力[33]，下令在半岛修造战船，高丽忠烈王派出熟悉日本近海的水手与水军为向导，配合蒙古人作战。组成由征东行省平章政事蒙古人忻都为主帅，汉人刘复亨，高丽人洪茶丘、金方庆为副帅的军队，人数约3 万，战船900 多艘，于1274 年（蒙古帝国至元十一年，日本后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10 月3 日由高丽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向日本九州进发。承担作战任务的元军多数由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和北方汉人组成，航行中风大浪高，首先到了距离朝鲜半岛最近、日本本土最远的对马岛，蒙丽联军杀守护代宗助国80 余骑、平经高100 余骑；邻近的壹岐岛守备也较薄弱，守护代宗景隆被杀，当地留传“太刀洗川”，即蒙古军在当地河流里清洗刀剑血迹。10月中旬，元军舰船在北九州博多湾沿海出现，全歼肥前国守护松浦一族，幕府派出少贰景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率十万御敌。由于北九州今津一带海滩狭小，不利于大部队展开，离太宰府太远，岛岸上以丘陵、灌木、山地、森林为主，只能主要依托步兵和小规模骑兵，加之蒙古人、高丽人对地形不熟和对日军布防不明，并未全军深入。日本武士在国内战争中擅长单骑决斗，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兵力，对擅长集团冲击的蒙古军不知如何应对。元军兵分二路，西攻百道元，东攻博多箱崎，东面突破后再返回百道元前后夹击日军主力，击溃藤原经资率5000 骑。蒙古人以密集箭阵、火炮齐发和包围歼灭消解了日军武士的单兵战术，蒙古人从中亚引进的“回回炮”和轰天雷威力巨大，远程给予日军阵地致命打击，肥后国武士全部战死，迫使日军不断集合九州各处军队并从本州与四国调兵增援。由于日军兵力占优，九州山大沟深，蒙古军不擅长山地作战，为避免在山林被围歼，并不急于深入九州腹地，而是天黑就回船上过夜。日军常偷袭蒙元军大船，或以蛙人摸黑登船，令元军防不胜防。

日军由“御家人”（武士）以及九州民兵组成，基于战局关系存亡，日本人从来日的南宋禅僧处听说蒙古军残暴，对抵抗的对手一律处死，已有拼死的心理准备。武士普遍信禅，看淡生死，纷纷主动请战，顽强抵抗使蒙古军推进艰难，也不敢轻敌冒进。从武器装备看，蒙古军的优势是弓矢和火器，蒙古弓比日军长弓射程远、威力大，而且还有火器掩护，投石机、破城槌威力强大。从福冈博物馆收藏的的蒙军武器文物显示，“轰天雷”里装满金属片与碎陶瓷，在半空爆炸杀伤巨大，日军从未见过12 世纪发明于中国的火器[34]，战马惊恐不安，跳跃打转。元矢有毒，中箭者人马俱亡，蒙古军以密集箭阵、火器并发时，日军还没见到蒙古军便已殒命。蒙古军对付日本武士，讲求数人围歼战术，长短兵器齐上，插入武士铠甲缝隙，但在单兵对决时，蒙古军优势并不明显。镰仓武士是世袭、不事生产的职业军人阶层，从小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弓马娴熟并不逊于蒙古军，日军骑射“流镝马”使蒙元军防不胜防。武士装备重装大铠的箱式盔甲，带有层压皮革鳞片、大垫肩和护颈[35]，比侧重机动性的元军铠甲防护好，双方一旦距离远的时候蒙古弓就很难射穿。日军的薙刀、长枪是应对骑战的利器，步战时挥舞锋利轻便的太刀如飞，而蒙古军的优势马刀在滩涂沼泽泥泞作战、骑兵无法施展的情况下，很难发挥出高速冲击的最大杀伤效果，蒙元军只能依托回回炮火器远攻、女真契丹箭阵掩护、汉人与高丽步兵抢滩、蒙古骑兵有限冲击的战术。日军锻刀工艺精良，有蒙古兵白刃战中被对方刀劈断的记载。战斗残酷激烈，金方庆率高丽军奋勇苦战，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刘复亨中少贰景资流矢负伤，忻都被迫撤退。蒙元军虽然在太宰府等地一度突破，但是始终未能使日军沿线阵地全线崩溃。适逢多雨季节，博多湾滩涂泥泞复杂，森林丘陵密布，缺乏开阔地，蒙元军大兵团骑兵战术难以在狭小环境施展。日本沿海数十里坚壁清野，使蒙元军前锋深入后找不到淡水与粮食，建立不了据点楔入内地，各处蒙元军处于相互隔离、各自为战的状态，无法将据点串联向前推进。加之久攻不克，水土不服，食物短缺，还不断受到日军侵扰，疲惫不堪，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并发，蒙元军逐渐军心动摇。由于元军进攻兵力有限，无法及时得到兵员物质补给，日军也没有彻底驱逐蒙古舰队的兵力与办法，因此双方时战时停，随着战事呈胶着状态，从各地增援九州前线的日军越来越多，由于战场远离本土，距离较近的高丽为赶造战船，资源也近枯竭，蒙古军无法像在大陆上源源不断得到兵力物资补给，最致命的是蒙古军的箭矢弹药与粮食用尽。在日趋对蒙古军不利的情势下，金方庆提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忻都估计现有兵力不足以占领九州。由于出征仓促，只够三个月的粮食即将吃完，多数将领主张撤退再图进取。正当忻都举棋不定的关头，时逢夏秋之际日本海沿岸台风高发季节，蒙元军却无察觉、毫无预案，结果夜遇特大台风暴雨，船舰触礁或相互碰撞损失殆尽，包括高丽将领金侁在内的官兵大半落海溺毙，忻都等将领仓皇遁海逃向高丽。日军在蒙元军舰队遭遇台风后乘势进攻。一月后蒙元军抵达合浦后清点，30000 人只剩13500 人，第一次征日战争遂告失败。

1281，弘安之役的惊涛骇浪

文永之役后，由于害怕追责，将领并未及时将战役情况如实告知忽必烈，直到数年后忽必烈才意识到作战未能使日本臣服，打算再次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通和”“通好”的目的。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任命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为宣谕日本使。杜世忠等人于三月十七日到达高丽,然后由高丽使徐赞等陪同前往日本[36]。四月十五日，杜世忠等人抵日本，中途被长门守护逮捕，押送太宰府。八月到达镰仓，九月北条时宗下令将元朝使节团一行五人全部处斩，元使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的至元十二年（1279 年）才被高丽水手带回传开，成为了第二次元日战争弘安之役的导火索。北条时宗同时下令紧急修葺被毁的防御工事，1275 年2 月，制定了九国轮番防御蒙古的军役，形成了四季轮番分担军役的制度。1276 年3 月，又命在博多湾沿岸，东起香椎、西至今津约20 公里长，修筑高约2—3 米、底部宽幅为3 米的防御工事——石头堡垒，这些堡垒被称为“元寇堡垒”。日本将元军登陆过的北九州沿海一线的城墙加厚加高一倍，为以后更激烈战斗做准备[37]。通信使被杀，蒙元军在1281 年再次集结兵力向日本出发。这次兵分两路，东路军依然还是由忻都、洪茶丘、金方庆带领的蒙古军与高丽军共约50000 人，增加了从浙江庆元出发的江南军95000 人，此时南宋已亡，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江南军的目的除了战斗，还有长期屯田的任务。两军相约七月在九州外海会师。东路军从高丽合浦出发路程近，先期抵达，江南军人多船多，分几拨出发，先走的快抵达了，后走的才出发，就这样前后耗费了几个月，两支军队才汇集起来。但是这次面临的是无法找到登陆点的问题，因为日军为了防备蒙古人再次入侵，已将北九州博多湾一带的石墙和堡垒加固加高到三米左右，形成45 公里长的石墙，而且将原驻扎在镰仓的主力军队和四国的御家人纷纷调遣到九州，与九州军队一起沿线分段布防。日军逐渐适应了蒙元军的战法，弥补了文永之役九州兵力不足和准备仓促的短板，当然此次蒙元军的数量与规模也远大于上次，如果说上次台风帮了大忙，蒙元军退兵结果多少超出日军预期，这次日军已经认真备战了七年时间，准备再次与蒙元军决战，弘安之役注定是一场从规模到激烈程度都要超出文永之役的艰苦战役。东路军和江南军会合后，本准备即刻登陆发起攻击，但是沿线吃水浅，大型船舶无法靠岸，而且海岸线曲折，没有足够适合大集团军登陆的地形，日军沿线都筑起高大稳固的石墙防线和密集岸防工事，蒙元军一时找不到适合靠岸登陆作战的理想地点，因此除部分转攻志贺岛、鹰岛以图太宰府，舰队主力始终在沿海巡弋。祸不单行，八月初一再次遇到了日本海沿岸夏秋季节高发的强烈台风，这场风暴持续了整整四天四夜，因为蒙古人对海洋作战的颠簸飘荡很不适应，大部分将士们晕船呕吐，因此忻都采纳了高丽人的建议，将元军大船用锁链连接以防飘荡，但是在连续数日、空前猛烈的强台风攻击下，木制船舰间相互持续撞击，导致多数船舰瓦解被毁，蒙元军被溺死无数，只有用小船在鹰岛登陆的少部分人马幸免于难。范文虎不顾部下死活，首先坐船向高丽方向逃遁，但是此时岛上还剩近十万群龙无首的蒙元军无路可退，如果有统一指挥与行动，尚可为战自保，但由于几乎所有蒙元军高级将领弃部众乘船脱逃，留守将士里只有百夫长临时指挥，准备带领众人伐木作舟，起先蛰伏观望的日军此时再也不给蒙元军机会，待退路被断的蒙元军无水无粮、疲惫不堪时，日军从四面八方杀出包抄，日军还将粪尿煮沸后抛向元军战船，产生大量的氨导致元军睁不开眼睛[38]。此战蒙元军残部不是被歼，就是被俘，鹰岛（现长崎县松浦市）居民至今还有把当地称为首崎的说法，因为战后发现了不少首级骸骨，居民把附近海域称为“血海”，可见当时战争惨烈。日军将俘虏区分为蒙古人、高丽人和汉人。日军认为，元军里蒙古军主要承担作战，高丽军作为蒙古军的帮凶，北方汉军也是辅助蒙古军的，都被处死。对于承担屯田任务的原南宋部队的新附军则是被蒙古人驱使胁迫的，因此赦免不杀，除了遣返几个人回大陆报信，其余则留在日本作为部落民世代为奴。至此，1284 年的征日之战（弘安之役）又告失败。幸存的人漂流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取道高丽回国，将全军覆没的噩耗带给忽必烈。

历史钩沉

外交斡旋管控危机失灵导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外溢升级直到酿成兵祸。为了打通对日邦交，忽必烈先后遣使五次，派黑的、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著使日。黑的、殷弘在巨济岛听高丽信使宋君斐说去日海路艰险，遂半途而返；赵良弼不得接见，长期滞留馆舍，递送的国使文书激怒了敏感的北条时宗；第六次派出杜世忠、何文著等人组成的五人国使团竟被北条时宗全部处决。外交层面的沟通斡旋没有起到作用，一方面可能与与忽必烈居高临下的语气与急躁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北条时宗当时才二十几岁，年轻气盛，而且与当时日本排外偏执敌视外界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身处封闭环境的个体，会对异质事物产生本能的过激反应。双方统治者都觉得有被对方冒犯的羞耻感，想通过还以颜色来挽回尊严，从而事态恶化，不可逆地滑向战争。

首先，从战略管理学的角度，需要指出的是为完成战略目标而实施的战术是否得当的问题。对蒙古人来说，跨海作战缺乏经验，蒙元军的优势是陆地的骑兵作战，借助大集团数量和骑兵冲击速度来摧跨对方。然而，进攻日本跨海作战，限制了这种优势的发挥。蒙元军被迫放弃优势而改打自身并不擅长的海战，蒙元军犯了兵家大忌。蒙元军对九州海岸、洋流、暗礁等水文情况不熟悉必须依赖高丽向导和水手；在海上颠簸数十日，肉食和奶食变质，水土不服、食物短缺、呕吐和疾疫造成蒙元军非战斗减员；狭窄、陡峭、泥泞、复杂的海湾地形使蒙元军无法施展集团骑兵战术，撕开日军防线；海上起伏不定制约了回回炮和轰天雷等火器及蒙古强弓的准确度和威力，使蒙元军无法多点并进、步步为营，突破日军防御圈。如此大规模的跨海作战，后勤补给最为关键，但蒙元军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高丽忠肃王迎合蒙古用兵，但是民间普遍弥漫反元情绪，因此阳奉阴违、敷衍推诿蒙古人的命令。同时，经过数十年蒙丽战争和征东行省的征调，高丽地小国贫，民力枯竭，从高丽征集的物资难以补充日本战场消耗，从中国大陆又太远难以及时补给前线。最佳方案是在当地获得补给以战养战，可是由于蒙元军除了几次深入太宰府外，并未在九州开辟出足以支撑长期战争的稳定基地。由于蒙元军给养不足，只能通过速胜来实现补给，以战养战，越往后拖越对蒙元军不利，这就要有雷霆万钧、绝对压倒性优势才能做到。但是两次战役中，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并不悬殊，蒙元军并无绝对优势，后勤不济导致后劲不足。1274 年文永之役中，蒙元军的弓箭、弹药告颦，陷入绝境。对跨海作战的不可预知风险完全没有预案，将数十万计的军士性命置于险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众所周知，中国东南沿海、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每年夏秋之际的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一向是台风高发季节，这对千百年来沿海地区居民来说，几乎人人皆知，每逢感知到台风临近，所有渔船都要休渔进港，居民也会内迁，即便做到万全准备，每年还是会因为台风势猛造成大量生命财产损失。热带气旋倾向于在拉尼娜型阶段袭击中国南部沿海，而厄尔尼诺型阶段则导致热带气旋北上朝鲜半岛和日本。忽必烈两次在厄尔尼诺阶段入侵日本，就是遭遇到强烈的热带气旋[39]。忽必烈征发如此大兵力跨海作战，即便蒙元军统帅忻都对此安全隐患意识不到，军内熟悉九州气候的高丽将领不可能不知情；即使第一次不了解台风遭此重创之后，第二次怎么又重蹈覆辙呢？难道是视而不见，或者抱着侥幸心理，或者即便意识到，也没有任何方法或预案应对，只能祈盼作战顺利尽速上岸以避险。结果全军未能及时撤到内陆或深海规避触礁，台风巨浪接踵而至，昼夜不休，伴着狂风暴雨与闪电雷鸣，船舰相互撞击或触礁散架，全军大多溺死。此外，蒙元军指挥混乱，内部失和，在久攻不克、战事胶着的情况下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也是失利的一大原因。蒙元军将领洪茶丘和金善庆素来有隙，在冒险一战还是撤退自保的选择上，忻都和金善庆也有分歧，指挥层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纠结，应对乏术，贻误战机。军内除了蒙古人，还有汉人、女真人、契丹人、色目人等，是被绑上战车的原金国、西夏、中亚等各地军队，语言与民风不通，民族隔阂重，导致协调指挥难度大，尤其被征发的高丽人、原南宋军抵抗蒙元军数十年，作为新附军，内心不愿为蒙古人在异域卖命。

其次，需要思考的是战争性质和战争目的如何影响博弈结果。蒙古人攻日属于入侵性质的战争，经历了源平合战不久，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不稳，镰仓幕府面临各地对其权威的挑战，将军唯康亲王的权力掌握在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手中，文永之役时的北条时宗年仅二十多岁，对如何应对国内局面并无经验与把握，结果蒙古入侵立即激起了日本全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间接帮助北条时宗促成其梦寐以求的国内团结局面。北条时宗顺势利用“元寇袭来”的名义打击异己，号令各方，巩固统治，刺激民族情绪。同时，禅宗东传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地位，协调了朝廷与幕府间的关系[40]。在蒙古军步步紧逼、南宋政权危如累卵的形势下，许多南宋禅僧东渡日本，如兀庵普宁、泉古涧、大休正念、西磵子昙、无学祖元等，他们在传播宋朝文化、巩固日本武家地位、建立武家伦理及武家文化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41](P59)。日本从宋僧口中得知蒙古军嗜杀，加上蒙古军登陆对马、壹岐后岛民远遁避祸，九州军民守家卫国的正义感与使命感激发出超常战斗力。除了弓箭与火器压制日军外，蒙古军与日军短兵相接时并未占到便宜。“蒙古袭来”叙事者对“神风”进行了种种文学性描绘，武士多被选择性忽视，即使出现英勇个体也被设定为神赐子。此现象是武士在与神官僧侣的军功争夺中失利这一结果的体现[42]。1260 年和蒙古军交手的埃及马穆鲁克军队传说只要遏制住蒙古军集体战术就能赢[43]，他们就在巴勒斯坦击败过蒙古人[44]。由于日军武士阶层世袭作战，从小接受严酷训练，弓马精湛超常人。此时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先后由宋传入日本，作为社会中坚的武士阶层争相皈依，禅宗为武士提供了信仰支持，塑造了武士阶层的精神世界[45]，武士信佛参禅，悍不畏死，以临战脱逃为耻，视战死沙场为归宿[46]。日军初遇蒙元军时常单骑冲阵，但是这种战术牺牲惨重，日军后期不得不调整战术，但是武士带头不惜命带动了九州军民，使蒙元军短期慑服日本的预期化为泡影，只能在沿海长期对峙僵持。归根来讲，无论是文永之役还是弘安之役，对镰仓幕府统治者来讲，是保卫政权的战争，对日本军民来讲，是涉及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保家卫国所能激发出来的正义感与精神战力，是超出作为忽必烈对外计划的征日战争所能动员的力量的。元军部署失当、人民存在厌战心理、元朝对日本东征的非正义性则成为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47]，造成蒙元军陷入进退两难的、无法全身而退的囚徒困境中。

再次，用于远征日本的舰船可能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而这仅仅是引爆失败的导火索，缺失最坏结果的规避方案则是无法饶恕的失误。据日本学者从博多湾海底打捞发现的蒙元战舰残骸看，长度超20 米，但多是适合内河航运的平层结构，而非适合远洋作战航运的龙骨减压结构，而且木材质量差，铆钉不牢，内河船只比远洋船只脆弱得多，海船在超强台风下都难以保证完好，更遑论河船了。日本学者井上清曾提出，“强制的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无敌的蒙古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有着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48](P180)。如果这一证据与假设成立，难怪蒙古舰队除个别巨舰外几乎寸板不留。问题是如何能让如此多内河船只滥竽充数出海呢？一说是忽必烈征日心切，一再下令催促并严惩误工，导致高丽与南宋只好凑数对付。一说是高丽和南宋督造与工匠对蒙古也有不满，而对船舰性能与海战了解不多的蒙古军丝毫察觉不到潜患终酿大祸。

最后，跨海远征究竟是依靠几次突袭就可成功还是需要持久战，是决策者进行如此规模的人力组织前必须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两战日本失利，忽必烈并不甘心，还准备第三次东征，但是由于安南战事吃紧而作罢，其实，蒙元军征讨日本不利，征讨其他政权就顺利吗? 回溯蒙古征战史发现，蒙古灭金从1211 年至1234 年花了23 年，灭西夏从1205 年到1227 年花了22 年，灭花剌子模用了前后三年的时间，灭大理损失蒙元军数十万，灭南宋用时最久，共花费40 多年，从1231 到1273年，九次出兵高丽才使其臣服。镰仓日本的国力、人口规模与发展水平并不比前述各政权逊色多少，从军事防御角度看，在地理位置与地形环境还更有优势，因此通过一两次远征就将其征服，显然不太切合实际。唯一可能的就是在九州取得稳固据点和补养基地，从关门海峡上彻底切断本州与九州，封锁丰予海峡和丰后水道由四国向九州增兵路线，并源源不断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向日本输送兵源，等待占据整个九州后，以九州为支点，再向东取京阪和本州各藩，才有可能完成计划。蒙元远征连在九州取得据点的第一步都没做到，更遑论后续步骤了。

结语

归根结底，劳师远征、扬短避长，后勤不济，急于求成、预案不足等问题，忽必烈跨海征日触犯了战略管理学与军事上若干大忌，因此失利是大概率事件。近800 年前的昔日古战场，现福冈市博多区已建立元寇历史资料馆供人参观，展品有蒙古皮质甲胄、头盔和佩刀，以及时人作的元寇袭来图卷。《蒙古袭来绘词》是战后受封赏的竹崎季长完成于1293 年2 月9 日的长卷画册。其描绘的元朝军队的战船、阵容、服饰、兵器、发髻、旗帜等，对元日关系研究，以及元代的造船、战术，蒙古的服饰、习俗、文化等方面研究都提供了珍贵资料[49]。由朝日新闻社举办的“元军展”，1981 年9 月17 日—22日曾在福冈市大丸屋展出。展出了海底考古发掘的元朝军队遗物，连同过去已发掘的元军文物共一百余件[50]，这些实物无一不在论证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

忽必烈跨海征日，形塑了东亚其后几百年的走向，验证其不仅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一次大型战役，从文化人类学讲，有类似于撬起历史余波的联动效应。弘安之役后仅三年，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病故，享寿仅33 岁。因为是国内自卫战争，无力封赏对元作战有功的武士，造成御家人制度动摇。由于抵抗的是外敌，没有得到新的土地和财富，使御家人蒙受沉重的军事和经济负担，御家人为了弥补损失，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加剧了领主、地头、农民间的矛盾。北条时宗还利用抗元战争将嫡系亲属派往各地，到镰仓末期，北条氏占全国守护的人数已占到50%，使幕府和地方守护的矛盾激化。抗元战争中由于扩军需要，幕府招募了大量御家人的庶子参军，打破了由御家人嫡长子组成军事单位的制度，使幕府军事编制发生根本变化，幕府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基础发生了动摇[51]，导致镰仓幕府于1330 年垮台[52]。

忽必烈征日受挫后，急于通过另一场胜利来巩固统治，但是吊诡的是，跨海征日失利几乎成为走下坡路的转折点，此后对越南用兵也事与愿违，对印尼爪哇劳师远征也折戟沉沙，蒙古人对外扩张被一定程度上遏制。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后，并未打消第三次征日的念头。1282 年元朝计划第三次征日。1284 年和1292 年忽必烈再派使臣诏谕日本，也未得到日本回应。1294 年忽必烈去世，第三次征日计划中止。成宗铁穆耳继位后，以归降元朝的南宋禅僧为使臣诏谕日本[53]，依然未能建立关系。元日战争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两国关系本来在唐朝后已经有了隔膜，战后两国民族隔阂更是逐渐拉开[54]。终元一世，中日交往停止[55]。此役对高丽的影响是其独立地位进一步被削弱，同时也为此后为祸数百年、愈演愈烈的倭患埋下了伏笔。日本在打退入侵后，鼓吹神明皆兵的“神战”思想伴随日本的“神国”阐述频频出现[56]，滋生了向亚洲大陆挑战的野心。明治以后，这一事件被作为凝聚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57]，所谓“神风”保护了古代日本免受蒙古舰队攻击[58]，使日本免于蒙古征服。这个故事是在日本经历1868 年明治维新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后，为满足时代对民族自豪感的心理要求而出现的[59]，加固了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屡次挑衅试探。诚然，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带给参战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令人痛惜，但在基于和平发展的现代世界秩序建立前，也是全球各处反复发生的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即便从来不乏有反对声音，战争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再发生。元代中国实现了从内陆水师到海洋海军的转变，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建造了大型军舰，并组建了可以远海作战的大规模海军舰队，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舰队[60]，在叙述这些时，没有比十三世纪忽必烈对日本和爪哇作战更令人信服的了[61]，当地留下了关于蒙古舰队的传说和遗迹[62]，此战积累了丰富的航海水文资料、知识与经验，为明代大规模远航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也为中国从中原王朝的视野转向东亚世界秩序有推动作用，当然也为以后日本觊觎朝鲜以致和明朝在半岛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总之，1274 年和1281 年忽必烈两度征日是东亚甚至中世纪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型跨海战役，作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既是古代蒙古帝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日本、韩国史的一部分，时至如今，依然引起中日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爱好者的兴趣。围绕其中的真相如何，尽管很多已成定论或似乎符合一定逻辑推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细节，依然还有疑点与新线索，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