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称富庶”到“苦瘠甲天下”
——历史时期河陇区域形象变迁考

僧海霞 赵娇娇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河陇是河西、陇右的简称，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陇山以西、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河陇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或囊括其相邻区域①。河陇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从汉代即被使用，其后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指代。李智君从自然地理区域划分出发，认为此区域是以陇上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为主体，其范围约相当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甘肃省的政区范围[1](P12)。此界定将自然和行政区划原则结合，清晰精当。

历史时期，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的西北疆域，是边陲所在，亦是戍守防御的重点，其区域形象较复杂。在中西交通中，这里是中原王朝西出的必经之地，张骞西使沿途所经唯一提及的地名陇西即在此区，“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2](P3157)。在中原王朝的边疆经略中，河陇历来是开发的重点，统治者积极屯田河陇，努力发展其经济。在从边地到内郡的过程中，河陇地区应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替中日新月异，按常理应是从蛮荒之地逐渐内化为富庶的内地的过程，然而，河陇地区给人的印象则恰恰相反。在汉唐时期，人们提及河陇地区，实属一派富庶之境，宋人称颂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则渐趋苦瘠，清人左宗棠不无同情地说：“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至今日，河陇即今日甘肃则成为贫穷落后的指代。千余年间，河陇地区的人们体验着怎样的沧桑巨变？曾有人提及这种形象变动，惜之过简[3]。河陇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其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区域形象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如何变动，其中又暗含着怎样的变动机制，这一系列问题是值得去思考并解析的。笔者此文即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探讨历史时期河陇区域形象变迁及其机制，以就教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河陇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隗嚣传》中，刘秀亲自西征隗嚣时，遣隗嚣故将王遵劝说隗嚣守瓦亭关守将，其在劝降信中写道：“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4](P529)此河陇就是指隗嚣割据的河西和陇右地区。从隗嚣割据的范围看，他据有陇右和窦融的河西五郡几乎所有的郡县，此河陇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地理概念[5]。从此，河陇的概念就延续下来。

一、历史时期河陇区域形象的变迁过程

（一）汉唐河陇的富庶之象

河陇作为中原政权的边地从秦汉开始，而其开发则早于此。至汉武帝时，“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2](P3262)。史念海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所划的农牧分界线向西的延伸。而由此再往西，就是河西四郡，那里是匈奴故地，自然是畜牧地区[6](P138)。正由于河陇地区属畜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人们对于畜牧非常重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7](P1645)。早在西汉河西建郡不久，许多地方就呈现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7](P1645)的兴旺景象。此时的河陇，其富饶主要体现在牛羊成群的畜牧业方面。

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河陇地区的农业也开始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即“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4](P2931)，但此时的屯田量尚不能做过高估计。宣帝初，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在寻求畜牧之地，“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郡县不能禁”[7](P2927)，这时西汉尚未屯田湟水流域。而稍后赵充国屯田湟水流域，尽管有学者认为“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8]，但其时湟水流域的产业模式以游牧为基础是确切的，“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4](P2869)。虽然赵充国在宣帝时期于湟水流域的屯田时间很短，且面积不大②，但却是一个开端，加速了这一地区农业开发速度。赵充国屯田河湟地区之后，逐渐转向农牧兼营。屯田措施及其时湟水流域的农业发展依然受人关注，为后来此地区经济富庶奠定了基础。

河陇地区在西晋末年及十六国时期在全国的地位凸显，许多豪强也正是以河陇为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9](P2263-2264)从李暠给东晋朝廷的奏表中，可以看出他把河陇看作一个完整的政治区域。河陇一体的政治观念在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尤其是建都河陇的各族统治者心中已普遍存在。

唐王朝在其统一全国后不久就依照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类似于两汉时期的十三州刺史部，也属于监察区，其中陇右道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凉州刺史部，也是监察陇右、河西之地③。行政区划的变更，使河西、陇右一体化的概念深入人心。

唐朝建立，因政治、军事所需，河陇地区军镇林立，发展始终得到唐中央政府的重视，大兴屯田，“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10](P1840)。唐代屯田在农业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如郭元振在河西屯田，“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解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10](P3044)。这种大规模屯垦，耕作技术也在变更，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所绘：“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经过唐前期近百年的努力，河陇地区的农业发展有了显著发展，如哥舒翰之镇凉州，“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守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11](P3994)。据《通典》卷7《食货》载：“陇右道天宝八年屯田储粮达440902 石，在全国诸道中仅次于关内道，河西道常平仓储粮达1663778 石，与河北道并列全国之首。”河州地区“得大田多稼，人和岁丰，馕军廪师，处勤余裕”[12](P2310)，凉州“牛羊被野，路不拾遗”[13](P5111)，发展成就显著，成为经济较富庶地区之一。

唐代河陇地区的畜牧业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幅员千里，犹为狭隘，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12](P2282)。同时，建立有当时规模巨大的官营牧场，发展形成了以河西、陇右牧场为主要骨干的大型国营牧场群[14](P111)，“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天宝（742—756 年）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15](P59)。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16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 年）八月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6](P6919)。河陇地区富庶形象完全形成。吐蕃的占领虽对河陇地区发展造成了重大打击，但其深厚的发展基础依然存在。长庆二年（822 年）刘元鼎入吐蕃会盟，“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廓未墮，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17](P6102)。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到唐朝收复，使一体化的概念更深入人心。

（二）明清河陇苦瘠之象的形成

中唐以后，吐蕃多次侵扰，“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18](P1839)。河陇陷落，唐朝的疆界迅速从葱岭移至萧关，白居易亦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自此河陇地区与中原的一体化进程逐渐被割裂，河陇作为整体则甚少被提及。长时期的战乱、政治地位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使河陇地区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冲击，富庶程度已不如唐前期。

北宋时期，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19](P2972)，可见河陇地区战略地位依然重要。为应付来自西夏等国的军事侵扰，在陇右地区的屯田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如宋太宗时期，组织人力在黄河以西、贺兰山以东广阔平原上、原、渭等州开设屯田，进行垦殖。熙宁三年（1070 年），王韶言渭源城至秦州成纪沿渭河两岸，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宋朝政府派人在古渭宅落实了弓箭手未请空地4000 余顷，遂从王韶所请行之[20](P76)。元丰五年（1082 年）在兰州地区实行营田，“兰州内外官属法拨地为圭田，今新造之区居民，未集耕垦人牛之具，皆强役之”[21](P4827)。从宋朝政府在河陇地区开展的屯田活动可见，屯田只涉及部分区域，部分地区残破荒凉景象大为改观，却未能带来整个河陇区域的繁荣。而其时闲田、隐田的记录不绝于书，如哲宗元祐八年（1093 年），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知渭州，括陇山闲田万顷，招募弓箭手5000 人，受到朝廷嘉奖[22](P11055)。徽宗时，王恩知渭州，括隐地2.3万顷，分弓箭手耕屯，为31 部，以省馈饷[22](P6834-6835)。畜牧业作为河西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此时虽有“畜牧甲天下”，“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23](P172)之状，农牧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总体规模与汉唐相比仍有明显的衰落。

元朝结束了宋、夏、金诸政权在甘肃的争雄割据局面，统一全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24](P2354)。元代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下辖多个屯田机构，至元十七年（1280 年），沙州已有屯田，“括沙州户丁，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24](P224)，次年，又在肃、沙、瓜州地区设置屯田，调“太原新附军五千屯田甘州”。大兴屯田、移民垦殖、开发水利，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开发的同时，畜牧业也有所发展，“西北马多天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24](P2553)，仁宗延祐七年（1320 年），曾调拨甘肃等地“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24](P598)。农业、畜牧业取得一定发展，对发展甘肃经济与巩固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至元中期，甘肃行省年征收粮食60586 石[24](P2360)，在全国省份中为最少。可见，甘肃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作为西陲的河陇地区，明代的农牧经济仍没有明显起色，卫所军粮除部分屯田供应外，仍需依赖政府供给。而此时河陇东部地区的农民，在府县里甲等官吏的督责下，“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远役，以故举家逃窜”[25](P658)。正统五年六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奏曰：“陕西旱灾民饥。比访礼部差来监生王玙言：‘道经巩昌府宁远（今武山县）、伏羌（今甘谷县）二县，见民俱食树皮草根，有妇饿死涧旁，其孩提犹呱呱哺乳。民困至此’。”[25](P1317)成化四年（1468 年）三月，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陈价奏：“平凉、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所遗田土、粮草、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唯虑追赔，不愿复业。”[26](P1058-1059)平凉以西，“赤地千里”。嘉隆万以后，灾异频仍，屯田衰落，“赤地千里，方为恻心蒿目”[27](P3244)，“屯地多侵没於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28](P1903-1904)，乃至“饥民流劫为患”，此类记载不绝于书。在繁重的赋役和连年的旱灾双重影响下，河陇地区农民救死不暇，无法安心于生产。因此，终明一代，河陇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仍然停留在前代的水平上，很少有新的建树。

清康熙五年（1666 年）陕甘分治，作为政区的甘肃取代河陇，其形象开始明晰。清代的甘肃，留给人们的多是贫瘠、苦寒之象。首先，地方官员们对甘肃的认知是：在国家体系中，甘肃地处边疆，他们均称其为“极边”，这是对应于内地而言；对其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山高气寒”“风高气肃”，一是对其地形地貌的呈现，二是对其气候的认识，主要从乾隆前期的奏折中可见。如乾隆年间巡抚元展成上奏：“甘属山高气寒，春夏节气较迟，而秋间陨霜独早”[29](P24)，“甘省地处边陲，山多田少”[29](P47)。巡抚黄廷桂奏：“甘省地处极边，节候甚迟。而河西一带，尤觉山高气冷，收割更晚”[29](P64)。在地势高亢、气候高寒等自然环境影响下，甘肃民众生活也深受影响，“土瘠民贫，盖藏颇少，每遇春耕之际，无不仰藉官仓为之资借”[29](P231)。陕甘总督文绶乾隆三十六年上奏：“甘省地气早寒，专赖夏禾以资口食。”[29](P243)

除却自然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甘肃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致使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死者相籍”“饿殍载道”，一片惨状。而咸同年间的回民起义更是雪上加霜。同治六年（1867 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同治八年（1869 年），左宗棠帅军进击甘肃回民兵变，初到西北的他就被甘肃的惨景所震惊。庆阳、泾州一带，人民流亡殆尽，城野荒废，千里萧条。同治十二年奏曰，“陇则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不但民力无可借资，且须急筹振抚，俾延喘息，以广招徕”[30](P508)；光绪二年再奏，“陇境广袤数千里，土旷人稀，战后孑遗仅存，不及平时十之一二”，“其时陇中已无完土，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土匪纵横，乘时并起。加之荆棘塞途，馈纡阻，飞沙溜浊，雪虐风饕，师行艰难，百倍内地”[30](P351-352)。至1873 年陕甘回变基本被镇压时，甘肃人口仅剩279.9 万人，平均年递减率为12.66%[31](P409)。可见兵燹之后的甘肃“城野荒寂”“惨难言状”。

此外，西行者眼中的甘肃亦是荒陋、瘠苦之景象。方士淦在《东归日记》中记载，兰州以东“无草树，无水，荒凉枯槁”[32](P42)，为“高寒凄凉之境”。倭仁于咸丰元年（1851 年）去新疆赴任，行至陇西县时亦云，“春秋战国时为羌戎杂处之地，山川环绕，坡堧多余平原，亦瘠苦之区也”[32](P472)。祁韵士对兰州沙井驿的记载为，“四望皆颓垣败垒，荒陋特甚，无寸草”[32](P398)。冯焌光于光绪年间经过甘肃时也有类似记述。他们对甘肃荒陋、凄凉之景的表述，既是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们感情的诉求与表达。

左宗棠在甘期间的奏折中多次称甘肃为瘠苦之区，同治八年上奏时就称：“甘肃州县地方，素称苦瘠，百姓何以堪此？”[30](P931)光绪三年再奏，“维甘肃一省，荒瘠著名，兵燹之馀，凋攰尤甚，筮仕者久已视为畏途。……其苦瘠者，则视同敝屣，弃之如遗”[30](P724)；四年奏折中又曰，“甘肃地处边陲，土旷人稀，苦瘠甲于天下”[30](P175)，甘肃苦瘠形象完全形成。

二、历史时期河陇区域形象变动的动力机制

河陇区域形象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关于影响河陇区域形象变迁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动力。相比于汉唐时河陇的富庶，19 世纪中后期的甘肃地区凋敝残破，荒凉一片，左宗棠发出如此感慨，究竟有何缘由？又有着怎样的变动机制呢？

（一）产业结构的变动及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清以来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代替了汉唐时期发达的畜牧业，对生态环境变动造成了严重影响。

汉唐时期河陇地区的富庶景象，主要是对以畜牧业为主的繁荣景观的再现。赵充国、马援破先零羌虏获的马牛羊，集中在河湟地区。而《汉书·地理志》更是明确地表明，“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7](P1644-1645)。至唐代，“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盛景的出现，是基于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时“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为河陇地区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其所要体现的核心则在这种盛景之后，“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33](P7037-7038)。此处所言陇右盛景，是针对哥舒翰所管辖的河曲及河湟地区的畜牧业而言的。换言之，我们回到历史文本，会清晰发现，史书所载汉唐时期的河陇富庶，首先是指畜牧业的繁盛，而繁盛的区域，则明显指向金城兰州至西宁的河湟和河曲一带，河西走廊武威至张掖一带。

历代以来，统治者为巩固西北，大体都实行移民实边、开荒屯田的经营策略，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甘肃移民屯田规模增大，汉唐时的畜牧业景观被农业景观所代替，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而过度的垦殖造成农业生态环境失衡，加剧水土流失及沙化，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文献通考》载，“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伧荒者复数百年”[34](P2527)，这为之后甘肃苦瘠形象的形成作了铺垫。河西地区生态恶化程度更加严重，古浪县“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35](P384)，镇番县“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邱墟”[36](P178)，出现了“十地九沙”的景象。长期战乱与自然灾害起了加速作用。虽然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环境问题，并做了相应的努力进行治理，满目疮痍的生态环境已无法改变，恶劣的局势已难以扭转，成了后来甘肃发展的阻碍。

（二）中原王朝经略下的甘肃

宋代以来，政治中心东移，汉唐时期作为中原门户的河陇地区，逐渐成为明清的边疆之地，政治地位下降，致使人们对其认知也相应地发生转变。

唐时京城位于长安城，河陇地区作为域外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33](P6895)河陇之地陷于吐蕃之后的政治局势更显河陇地区对国防安全重要性，“吐蕃甚至突入京城长安，迫使代宗皇帝东幸陕州”[37](P213-214)。清代学者顾祖禹亦云，“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河西、陇右的政治格局直接影响到唐中央的统治。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向东转移，长安不再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与经济中心的南迁，甘肃渐趋成为偏僻之地，地缘优势下降，西北地区各项事业多处于一种自我经营的状态，“天下富庶无如陇右”被“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代替。明清定都北京，甘肃成为边镇之地。明代为守北部边防而置九大军事重镇，甘肃镇虽军事战略地位最重，却为九边最西，地处边陲，孝宗时期经略甘肃守臣说：“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为甘肃为最重。”[38]清代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从康熙三年（1664 年）陕甘分治至清末，甘肃省包括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属于西北边疆军事重镇。

边疆观的差异。“天下富庶无如陇右”与“陇中苦瘠甲于天下”都是时人对甘肃地域形象的表达，而影响地域形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边疆观。所谓“地域形象”，刘祥学先生认为，是人们对于某一地理区域的总体信念与印象，是人们对有关该地区的联想和信息缩影；它属于心智产品，是人们从该地区大量的资料、信息中获得的认知，且往往具有类型化特征，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39]。唐代，尤其是河陇之地被吐蕃占领之前，甘肃是守护都城长安的门户，中原与西域的界标在阳关、玉门关，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畅通，有着很大的地缘优势，并不属于边疆之地。河陇之地陷于吐蕃，萧关大抵作为进入边塞的界标。明清以来，甘肃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中原与西域的界标东移至嘉峪关[40]，出现了内地边疆化之势，在统治者眼中甘肃成为边疆之地。因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原和南方，且发展缓慢，再加自然生态恶化，甘肃成为西北边疆“苦瘠”之地的代表。

（三）交通格局的变动

甘肃的兴衰和它在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葛剑雄先生认为：“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唐末五代已来，少数民族占领其地，中原王朝的控制力减弱，中西交通受阻，甘肃在丝绸之路的地位降低。

甘肃处古陆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唐代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兴盛，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凉州成为商业繁荣之地，“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41](P11)，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晚唐五代至宋，吐蕃等少数民族相继控制河陇之地，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力被削弱，甘肃丝绸之路被阻隔，继而转向以北的“灵州道”。“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梁祝自立守将。”[42](P914)可见灵州地位的凸显与提升。五代至宋，灵州商业贸易繁盛，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河陇地区的丝路贸易，丝绸之路交通优势减弱，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宋朝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北方，“国家根本，仰给东南”[22](P10796)，对外交通也逐渐转移到海上，海上贸易被宋元明清的统治者更加重视，陆路丝路日益衰落，而且明代数次关闭嘉峪关，使甘肃的交通地位，尤其是河西走廊受到严重影响，西北地区被边疆化，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四）形象塑造者身份与塑造目的的差异

不同时期人群对同一区域的形象塑造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不仅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与形象塑造者的身份及塑造此形象的需求密切相关。

汉唐时期塑造富庶形象的主要是史学家，他们编纂正史，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即“述往事，思来者”[2](P3300)，“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2](P878)，以史为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世提供借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表达了其写史之目的：“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2](P13)。班固在《汉书》中指出他记述历史的目的是“告往知来”“瞻前顾后”，“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7](P722)，“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鉴戒焉”[7](P396)。此后的史学家更是秉承“扬善以垂劝戒”的原则来书写历史。《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被宋神宗赐名。在书中，司马光也很明确地表达出了其写作意图，“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33](P2187)。由此可见，“殷鉴”思想成为历来史学家的主题思想，为的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称颂当世统治之功，以流芳百世。

至清代，甘肃各级官员作为政治家，作为当时实际社会状况的目睹者与治理者，对甘肃的认知是“山高地瘠”的极边、边陲之地，称其为“甘疆”，这就构成了他们对甘肃“苦瘠”形象塑造的基础。他们虽然也会称赞取得的成就，但其需求是为了改善惨败的社会状况。因此，在他们眼中，更加关注的是社会残破之景，经济破败之象，民生疾苦之状，政令施行之难与治理之艰。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陕甘总督明山上奏：“甘省地方土瘠民贫，盖藏颇少，每遇春耕之际，无不仰藉官仓为之资借”[29](P231)；乾隆三十六年再奏：“甘省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至三十五年（1770 年），民借籽种、口粮、牛本等项除征还外，尚未完京仓斗粮四百四万余石，……惟是边陲生计艰难，尤当亟为筹划，以裕久长”[29](P242)；光绪元年又称：“甘肃之无可取资”[30](P305)。将甘肃地区民生疾苦之状展现在统治者面前，达到以济民生、以恤民艰之效，实现长期稳定的统治。

三、结语

“区域形象”，是指人们通过对区域的感知而形成的整体认知和总体印象，是区域整体化、全局性的外在表现。区域形象的形成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基础的。历史时期甘肃形象是对历史时期甘肃地区的整体感知。甘肃作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兴衰的有力见证，其区域形象也随之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为对经济、社会状况的整体认知。汉唐时期，随着王朝疆域的变化，河陇地位渐趋凸显，畜牧业繁荣，经济富庶，被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末五代以来，政治局势的动荡使河陇地区经济衰退。宋元明时期，为增强西北军务，统治者实施各种积极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甘肃经济，但仍无明显起色，与汉唐时期的富庶之景相差远矣。清代，尤其是经历同治十馀年兵燹之后，以荒瘠著名的甘肃更是“户口凋零”，炊烟断绝，一片萧条，给人以“苦瘠”之象。这既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是写照，也是人们凭借对甘肃社会的感知而作出的判断，并形成对甘肃地区的总体看法。

历史时期，甘肃地区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区域形象，且其形象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基础，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所谓“动力机制”）的结果。汉唐时期作为中原门户的甘肃与明清时期作为边疆之地的甘肃，其所发挥的政治、军事等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人们对其需求亦会有所区别。汉唐时期“天下称富庶”的形象是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表达，亦是其政治地位和中原王朝实力的间接反映。清代后期呈现的“苦瘠甲于天下”形象，是当时社会景象的真实描述，是形象塑造者动机的表达，既有想要改变破败的社会景象的需求,也不排除有主观夸大的可能。

以客观区域为对象，以人们的主观认知为途径所形成的区域形象是动态变化的，其变动的动力机制与不同时期区域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与生态环境等息息相关，与人们的需求密不可分。不管是唐代表现出的“富庶无如陇右”，还是清代展现出的“苦瘠甲于天下”，其存在着时代和地区的差异，但都是从当时政治统治出发，以人们的时代需求为基础，对区域的经略，即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的表达，其本质还是为中央王朝的统治而服务。

注释：

①对河陇地区范围界定，陈守忠认为甘肃一省古称河西陇右，简称河陇。（河陇史地考述［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1.）杨发鹏考察汉唐的河陇演变，认为唐代的河陇还涵盖了西域广大地区。（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梁勤认为河陇指唐代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区，包括今甘肃省（除去六盘山以东地区）和青海省东南一部分。（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4）.）而黄新亚则认为唐代河陇地区泛指陇右道内河西、陇右两大军镇所辖地区。（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1）.）诸如此类的界定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②丁光勋梳理《汉书·赵充国传》，列出赵充国出师大事年表，认为只有到神爵元年四月率兵出征先零羌期间，宣帝下诏留充国屯田，此时赵充国才开始屯田湟中。到第二年五月其“请罢屯兵”，振旅而还。赵充国在湟中总共才十一个月的时间，即使定羌后，马上就开始屯田，其规模也不会太大。据赵充国上宣帝的《屯田议》来看，史载“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临羌东至浩门，地处湟水两岸，汉时属金城郡，把湟水北地悉纳入郡境是在始元六年（前81 年）建郡以后的二十年间，湟水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分属羌人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时西汉不可能于此屯田。

③《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