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亮
从十一年前《唐山大地震》中的幼年姐姐方登到今天《我的姐姐》中的成年姐姐安然,同一个小姐姐张子枫,却让观众对“姐姐”这个词有了更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影片《我的姐姐》透视了当下“好”字式中国二胎家庭中的隐性亲情困境,同时也反思了较大年龄差之下仅靠血缘维系而缺乏情感联结的兄弟姐妹情。一提到影视剧中的“姐姐”,许多人也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安家》中的房似锦,甚至《都挺好》中的苏明玉等一系列的女性影视形象。而《我的姐姐》这部影片意不在塑造另一个“扶弟魔”形象,其更具突破性的意义则在于让“姐姐”这一被长久忽视的女性群体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荧幕发声,使“姐姐”这一女性家庭身份作为一种显眼的性别身份文化越出以往的女性群像。这部影片女性叙事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以“她者”来叙“她者”的类真实书写(导演、编剧皆为女性),更重要的是将女性叙事的目光从单纯聚焦女性独立困境延伸至两性合作困境。
学者何雪平在对范俭的女性纪录片进行叙事研究之后,将镜头叙事下的现代女性形象归类为——传统的“地母”形象、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反抗父权制的女性形象以及“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①。传统影像叙事话语常从角色为母、为妻、为女的身份入手来呈现人物形象,少有对“姐姐”这一特殊的女性身份和特别的女性群体进行专门的形象塑造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