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锐,祖 昊
(1.中国传媒大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 100024;2.中国政法大学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2249)
一般认为,政治传播以说服为运作方式,通过有意识地唤起人们的思考、判断来达成传播效果。但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传播亦能让人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受到影响。譬如,“议程设置”通过凸显某些议题的重要性来左右受众的关注点;“传播框架或媒体框架”能够促成受众对某一议题或问题给予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启动”可让某些议题或属性变得更容易被受众接触,并随之内化为后者审视、评判的尺度(1)马得勇:《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媒介仪式围绕某种象征秩序,把原本不相关联的图文影像拼接起来,让受众直观地将之认同为连贯、有意义的现实(2)[英]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崔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34页。……此间,政治传播或预先界定信息意义的坐标,或先入为主地为受众提供认知、行动的语境,或激活特定的记忆、信仰、偏好,最终让人被意识之外的隐藏力量所驾驭。是以,一种不以说服为目的,却颇具潜在感召力的“无意识”政治传播昭然显现。
以上论述,更多凸现了心理、媒体层面的“无意识”之维。实际上,政治传播的重要内核——意识形态——也具备一定的“无意识”特征。意识形态有时表现为各种政治理论、学说、思想、观点等信息内容,以显在的灌输、劝服来控制人的态度和见解(3)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