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对古典奢侈观的批判及其现代性阐释
——一种基于历史语境转换的视角

吴瑞升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一、奢侈的幽灵

“一个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那不勒斯人费迪南德·加利亚尼1751年写道，这是‘奢侈’的幽灵。”[1]365加利亚尼的话语中，“它‘在我们之中游荡，我们却看不见它真实的身影，认识不到它的效力，也许，有德性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它。’”[1]365透露出对奢侈之意涵无从把握的紧张感，这全然不似古典时期和中世纪之人对奢侈的决绝态度。因此，一场旨在揭开奢侈这一幽灵之面纱的争论势在必行。

这场争论发生在古典共和主义学派与现代派之间，因此也被称为“古今之争”。古典共和主义学派站在古典(前现代)的立场上，批判奢侈是不平等的产物，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是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人之德性的腐败，使人丧失勇气、荣誉感和爱国精神。现代派则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为奢侈辩护，认为奢侈是人口增长和更高生活水平的引擎，它加快货币流通，促进科学和技艺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国力和人民的幸福。

在现代派之中，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发明了一套效用主义的德性观，是以个人的快乐或痛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从而使奢侈的概念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奢侈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现代社会核心的道德和政治问题。”[1]365其中，“休谟关于商业化和文明的联系将会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即贸易和奢侈驱动社会从蛮昧向文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