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莉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大雨将至的迹象。
那天是我和秦静在防疫站值夜班。流行病科室里的人都走了,只有科室主任闻达在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他对各种流行病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写报告使他每天都要推迟一小时下班。他的妻子认定他这么做是为了逃避做晚饭,有一次吵到单位来了,闻达闻讯,仓皇地向顶楼逃窜。他的妻子在顶楼逮住了他,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第二次闻达又逃到了顶楼,他的妻子又将他的一只皮鞋扔了下去,凑巧的是这两只皮鞋正好都被扔在了飞驰的大卡车上。从此,闻达只好穿两只不同的皮鞋,但他还是照样推迟下班,继续写他的报告。
闪电穿过云层,接近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暴风雨就要来了。闻达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摇晃不定地回家去了。
晚上八点多,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是第十九医院肠道门诊的洪大夫打来的,她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我和秦静不约而同地对着电话大叫:“什么?请大声重复一遍!”
洪大夫扯着嗓子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霍乱来了,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
我们傻眼了。大学教材告诉我们,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便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我们也就把书本上记录这几种病的几页哗哗地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