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总理汇报延安状况

1969年初，我们这些年仅15岁的初中毕业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在欢送知青的锣鼓声中，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

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在探家的日子里，周伯伯与侄儿见面，听说我也回来了，马上安排时间叫我们向他汇报延安的情况，并写一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在延安时就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些，现在有机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真的长大了。那年我只有16岁，也不知道怎么写书面汇报材料。我同周秉和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全面地写出来。我们认认真真地在一起凑情况，秉和执笔，我抄，忙了整整三天。材料写好了，秉和打电话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商定了汇报时间。

又要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了，我的心按捺不住地激动不安起来，

好几年没进中南海，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没进房子，我们就好像已经听到伯伯的笑声。绕过水榭，通过前后客厅，我们走进了伯伯居住的地方，也是他接待内部客人的地方。稍坐片刻，伯伯和邓妈妈就进来了。看到伯伯消瘦的面庞，邓妈妈略带颤抖的脚步，我心里又激动又难过。几年不见，变化竟这么大！

伯伯先和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特别对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十分赞赏。然后就认真地看我们的汇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