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莫言笔下的农民形象

一

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吧。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体。中国的传统道德讲“耕读传家”。中国的传统国策也是“重农抑商”。然而，就如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中引述过汉代政治家晁错的洞见那样：“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全汉文》卷十八）因此，才有了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叛逆的事件，影响深远，以至于大乱过后，新的王朝统治者也得作出点休养生息的“让步”。虽然关于农民起义，学界也众说纷纭，但至少，一次次“揭竿而起”足以了结腐败的王朝，改变社会的进程，也改变了关于农民“忍辱负重”、“麻木不仁”、“窝窝囊囊”、“奴性十足”的负面评价。中国的农民起义之多，举世罕见。这一史实与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形成了耐人寻味的鲜明对比。周作人曾经指出：读史“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不过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1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在讥笑不良的生活习惯、目光短浅的见解、心胸狭隘的想法时，随口一言以蔽之：“很农民！”这样的歧视显然显示了城里人的优越感，同时也能够使人想起“国民性”的复杂问题。

当然，这样的说法会激起农民出身的成功人士的义愤。因此，沈从文才常常以“乡下人”自居，并以怀念故乡人质朴生命的作品饮誉文坛。贾平凹也写有《我是农民》一书，并在该书的“题记”里写道：“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透明和快乐。……